“群众”在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变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成长、目标价值的实现的根本影响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不同层面的研究，然而从国家构建的视角，将“群众”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公民”进行对比，提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有逻辑，即“从群众构建国家”的理论设想却是既有对“群众”和“国家构建”的研究所缺乏的。邹谠先生最早提出并论述了这一问题，通过对既有研究的吸收和反思，他提出，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国家是由公民构建起来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国家便是由群众构建起来的。 一、从公民构建国家 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公民身份”①与“国家构建”关系的探讨直接源自西方“公民身份”概念的形成，最早提出“citizenship”概念并将其运用于社会历史分析的是英国社会学家T.H.Marshall，他将“公民身份”(citizenship)分为三个部分或称三个要素，即公民的要素、政治的要素以及社会的要素。 公民的要素(civil element)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right to justice)。……与这一要素关系最直接的机构是法院。政治的要素(political element)，指的是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或地方议会。社会的要素(social element)指的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与这一要素紧密相连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② 通过对英国公民身份形成的历史考察，Mar-shall认为，公民身份这三个要素早先是混合在一起的，而“公民身份的演化涉及融合与分化的双重过程，其中融合是地域上的，而分化则是功能上的”③。公民身份这些分离的要素在近代以来是逐步形成的，“公民身份的三个要素一旦相互分离，马上就变得形同陌路。它们之间分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不用损害多少历史精确性就可以将每一个要素的形成归之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公民权利归于18世纪，政治权利归于19世纪，社会权利归于20世纪。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肯定存在着合理的伸缩性，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叠，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之间。”④ Marshall“公民身份”概念的提出及其对于英国社会历史的分析受到了持续的关注及相应的质疑。许多评论家对马歇尔的理论展开了批评，……他们的批评重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马歇尔的分析具有“英国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Mann，1987；Tuner，1990)和进化论色彩(Giddens，1982；Mann，1987)；对于公民身份出现和维持的政治条件和国家仅仅是一些相对原始和不完善的描述(Turner，1986，1990；Roche，1987；Barbalet，1988)。⑤ 无论质疑与否，不可否认的是，公民身份概念与理论为分析西方社会历史尤其是现代国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任何公民身份理论都必将形成一套国家理论，在这一方面，马歇尔著作最为人们所忽视。马歇尔的构想含蓄地表明，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各种政治运动都试图通过它来获得某些合法的对于社会的要求以改善自身的处境——为社会权利的发展和维护提供了主要的因素。”⑥虽然饱受争论，但是西方学界有关公民身份根本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即公民以及公民身份概念源自于西方政治文化遗产，是西方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产物，是与西方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国家的成长相契合的，西方民主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民政治，西方现代国家从本质上来说是公民国家。 因此，西方的国家转型趋向于构建一个现代的和完善的“公民—国家”，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便是西方公民身份确立和发展的过程，“17世纪和18世纪的革命冲突带来了政治参与和成员资格观念的扩张。政治公民概念的形成，是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附属物，民族国家已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主要政治单元。”⑦反之，当公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国家对于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得到民主制度的确认与保障，即现代国家不仅基于公民政治权利的授予而成立，而且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要求时；当对于平等公民身份的认可可以容忍和消弭不平等的“社会阶级体系”对西方现代国家带来的冲击、平等的公民身份与自由而不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由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在现代国家中通过对于公民社会福利的落实被加以平衡时，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便逐渐走向成熟，“民主代表了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福利服务的目标就是在大致相同的情形下给予同样的照顾。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的存在就在于承认不平等，给这种不平等以收益，并依赖于不平等所提供的动力得以运转。当放任资本主义发展而福利又能照顾到市场的受害者时，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⑧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由此便宣告基本完成，甚至西方历史走向“终结”，“公民身份曾经与革命性变迁相关联，在那种背景下是类比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概念’。然而，如果我们看到1989年法国革命后两百年的那个庆典就知道，那个概念似乎结束了。……所以有人可以问到，公民身份概念的复兴是否是对已发现其终极形式的社会‘历史终结’的表达。”⑨ 那么，其他地区的国家转型都经历以及必须经历这一“从公民构建国家”的道路么？都是以公民身份概念的确立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轴，以公民身份的实现为国家转型的目标么？当然不是。将由Marshall最初提出的“公民身份”概念以及由此阐发的“从公民构建国家”的理论逻辑运用于其他地区——尤其是经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地区——便会发现，这一概念及理论逻辑是存在问题的，以苏联和东欧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