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属于知识话语批评，这不仅由于“文化”的概念被限定在一种高级与优越的层次上，而且文化批评的主体也几乎都来自知识群体。在比较典范的英国语境中，文化批评的概念最初为马修·阿诺德所提出并践行，遂成为知识群体叙述与维护其人文理念，并对社会加以启蒙、督察与反省的主要言说方式。虽然雷蒙·威廉斯后来将文化解释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即将文化的概念降格而指称普遍的社会生活，在内容与意义的设定上消除了优越者与低贱者的界限，但言说主体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主要是以思想与知识为业的知识人、文化人。①当然在大众革命思想普及的时代，民众也曾有自己办报与从事社会批评的经历，但至革命退潮及科层制、精英管理全面定型化之后，知识人也再次在公共世界中成为执操批评权柄的主角。文化批评也就是这一群体面向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意见通道。中国的情况大致类似，并一直延续至今。 文化批评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群体的一种专门性特权，与“理性优越论”的基本预设有关，同时也与传播技术资源的有限性相关。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几乎所有的传播设置都是单向发送的，比较大一些的设置，比如说能传播到全国普通民众范围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均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员，因此只有国家与各级政府能够有条件创办与运行这些机制。有限的资源同时也提出对信息进行严密筛选的要求，从而使得知识精英更有可能成为社会文化讯息的发布者，并造成一种专享性的批评“特权”。 目前，对这一状态改变因素的探讨，或许还会涉及政治语境的变化、全球化所引起的观念转变等因素，但更为贴近地看，似乎与下面出现的两种趋势关系最为密切。其一是公民社会及其意识的形成与成长，这不仅为知识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语域，也为公众提供了独立思考自身社会身份与要求的语域。其二有赖于新的传播工具的更新与普及，这里主要指的是互联网，近年来微博的出现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它们的影响也会及时扩散到一些传统媒介如大众报刊与时事专刊上，比如近来对许多社会事件的评论都会同时发表在新旧媒体上，形成一种关联的共声，进而对更为学术化的书写产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在新的传播平台上，各种不同公众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可以发布讯息、意见与批评，进而形成一个绝不限于专业知识阶层，而是由公民意见交汇而成的公共讯息网络，公众话语为此而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释放。 借助于对以上情况的一般性描述，我想说明的问题是，第一，我们原来所指称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既是指场所，它不再是哈贝马斯等讨论过的为狭小的物理空间所分隔的沙龙、咖啡屋、酒吧等，甚至也不局限于威廉斯等所讨论的受到空间与管理制约的传统媒介如报纸杂志等，而是出现了一个面向所有可能性言说与反馈的公众交流空间。这当然也会引起批评主体的改变，即言说者已不限于那些出入沙龙与在各种专栏上评骘长短的知识人、文化人，而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公众主体均会以不同方式介入其中，进而构成一个集众多意见与批评为一体、良莠参差、情感多样的“大众公共领域”。从大的过程看，也就是出现了一个从“知识公共领域”向“大众公共领域”转换的趋势。就此而论，我们对传统而陈旧的“公共领域”、“大众”等概念的认识也需要有所厘正。第二，与之相伴随，批评的语域也在大大扩展。就传统的文化批评而言，讨论的范围(同时也涉及思想、趣味与情感的取向)一般多会限制在文化人与知识人所感兴趣的方面，这也与文化一直被看作一种区隔性的价值相关，然而当公民社会在新的地平线上浮升，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与文学等意义的聚合与竞争的主要场域，文化批评原为自己所设定的言说界限遂遭受了新的意符实践的解域。 与之相关，知识人的身份也处于某种转换之中，即从单一的区隔性身份转换为由多重身份合成的公民身份，诸如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教育、物价、交通、娱乐、传媒、环保、房价、城市、种族等问题同样也已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知识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卷入到了市场化的过程之中。而由这些内容构成的语域均可看作是知识人、文化人日常体验的基本内容，从而会将之不断拉入公众生活的世界之中，并使之日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公众化归属。这也正回应了F.Q.麦西逊所云的，批评家已经感到“花园围墙外的土地更加肥沃，而且批评家的职责在于更新与土地的关系”[1]。而所有这些都会导向一种话题与思考的转型，进而在言说的层面上形成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知识话语批评与公共话语批评的对接与转轨。在此，我们沿用了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中的一对概念，这不仅意味着文化会被纳入到更大的社会语域中予以处理，社会经验被置于智性关注的中心，也意在说明这一趋势实乃建立在社会整体的宏大变迁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传统的文化批评方式仍然还会作为多样性言说的一个明证被保留下来，专业性学术当然也会以一种制度与习惯所提供的惯力在自属的空间中移行，但在大众公共领域与公共批评的范围内，知识话语批评却难以为自身划定出一道十分清晰的地界，它一方面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知识主义的介入，而在另一方面则因其已汇入到更大的概念区域中，与多层次的公众话语融合于一体，为此而成了公众批评与社会批评的一部分。 我们欢迎近来出现的这一变化，鼓励批评的转型。然而，也应当同时估计到这种以知识人为主体的批评转型存在的困境。知识人仍然会受到各种原有“包袱”的羁绊(这在“五四”时期与建国初期的知识人转型中即可见出)，而为适应新语域中的话语实践，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不仅需要对社会的语言修辞习惯做新的摸索，以及促使个性认同、文化价值观等的转变等，也还会存在着一个面向新的社会语域重新学习的过程。就后一点而言，虽然在一些批评中也需要专业化的知识辅助，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在从文学批评向社会批评的转换中，原有的文艺学、哲学、美学诸理论与技术手段常常会遇到牛刀难试的尴尬，即便是在对语域相对比较接近的当代文化现象(如大众传媒、文化消费等)的评述中也是如此，专业叙述陈规与社会经验分析之间的扞格会在具体运用中迅速凸显出来。社会科学专业的情况同样如此，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即最近出现的在对故意杀人犯药家鑫的评说中，犯罪学专家李玫瑾的所谓“钢琴强迫杀人法”的专业辩护，既显示出其专业知识在面对社会经验时的明显错位，也证明了专业上的擅长并不能够保证一个言说者或批判者在社会智识、社会判断上的可靠与成熟。从这一意义看，鉴于新的语域及公众社会的特点，面向大众社会的言说与批评，不仅需要重建言说主体的社会理性，调整自身对社会的思考维度，而且也需要重新认识与研究“常识”、“经验”及其规则，以便将社会理性与社会知识更好地协调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