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罗曼·英伽登①等为代表的现象学文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美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理论与批评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基本理论观点、方法以及核心理论范畴已成为我们自身理论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1980年至今，英伽登文论研究在当代中国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其整体状况成为我们十分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如何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英伽登文论研究，是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形态的理论要求。 中国英伽登文论研究发端于1980年，以李幼蒸发表于《美学》第2期的《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一文为标志。对国内学界而言，该文在英伽登文论研究领域具有纲领性的意义，它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基本框定了此后三十年英伽登研究的限度、广度与深度。此后，随着对英伽登文论相关研究论著诸如《西方四大批评家》(1983)、《从哲学角度看罗曼·英加登的美学理论要旨》(1984)等的翻译，随着对英伽登的重要理论原典诸如《艺术的和审美的价值》(1985)、《论文学的艺术作品》②(节译，1987)以及《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88)等的翻译，同时也随着朱立元、王又加、张法、章国锋等学者相关研究论文的相继问世，英伽登文论研究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文论界的学术热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学界三十年间翻译英伽登著作2部，论文7篇，翻译有关英伽登的研究论文1篇，研究著作8部，发表研究论文46篇，出版著作27部③。尽管我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既熟悉又陌生”是我们对国内英伽登文论研究的基本判断。“熟悉”是指我们不仅对英伽登的主要论著及理论观点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与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其核心理论观点和理论范畴，诸如作品的“层次结构论”、“未定点”、“具体化”等，已成为我们理论话语形态的有机构成部分；“陌生”是指我们对其论著及理论观点的把握还不够全面、系统，在对其某些理论的理解上还存在一些偏差乃至严重误读。此外，即使是我们认为已经十分熟悉的某些核心理论，其实也是问题丛生，还需要我们作更具体、深入的探究。基于此，本文在兼顾我们熟悉的一面的同时，将把论述重点放在我们相对陌生的那一面，即国内研究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 从整体来看，国内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英伽登文论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换言之，相当一部分研究论著还止步于对它的介绍和描述，而未能将其哲学理论与文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来，进而把研究逐步推向深入。 众所周知，英伽登首先是现象学哲学家，他之所以关注美学、文学理论和艺术问题，是把它们作为解决基本哲学问题的必要途径：“虽然我研究的主要是文学作品，或者文学的艺术作品，但我接触这个论题却是出于一种纯哲学性的思考。”④不过，在他的众多理论遗产中，研究者最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哲学理论，而是其有关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真知灼见，正如西方学者所说：“他的名声主要靠他的美学著作。在这一方面他对艺术作品进行的本体论分析所显示的前所未有的详尽程度，现在已经得到公认。”⑤从现象学理论传承来看，英伽登接受的是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且只是《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现象学，即他坚持胡塞尔现象学的实在论而拒斥其先验现象学。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对英伽登文论的建构影响最为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本体论领域，而且也体现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等领域。由此看来，对英伽登理论独创性以及局限性的深入探究，不仅有赖于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等理论的准确理解，还需要厘清英伽登在哪些方面修正并发展了胡塞尔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追问英伽登如何将意向性等理论具体化在文学、美学等相关问题中。惟有如此，才能将现象学哲学与英伽登文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出来，才能对其文论的相关论断有透彻的理解。遗憾的是，由于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意向性理论还缺乏基本了解，更遑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此外，英伽登文论还涉及以弗雷格为代表的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等相关知识，这些都需要研究者具备相关的理论素养。 国内学界一般将英伽登文论大体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并分别以《论文学作品》、《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和《艺术的与审美的价值》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的理论问题包括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和结构、“具体化”和“未定点”、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等。这种概括基本符合英伽登文论的实际，也与英语学界的相关论断基本一致，比如韦勒克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艺术作品是一个有系统的结构。但是，它有一个不可改变的骨架。所以在美学上不偏不倚而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作品和具有美学价值的审美对象之间，英伽登又划分了一条界限。……我认为英伽登对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关于艺术作品层次的独创性理论体系。另外，英伽登给文学作品存在的模式下定义的方式……‘不确定点’的概念也被证明是特别卓有成效的。”⑥不过，在我们看来，国内学界在这些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一些十分突出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