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产生了许多被现代人一度普遍接受的信念，如天才、独创性、想象、美、崇高、纯粹、自主性(autonomy)、绝对、光晕(aura)、趣味等“星丛式”概念。经过美学上的论争，这些概念不仅成为艺术界主导性的艺术准则，而且开辟了神圣的文化领域。不过，表面上看起来神圣的艺术世界，其实暗中与权力、金钱等世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艺术家的传奇：使命体制与天才观念 大师是在艺术史的传奇中创造出来的。他们不仅有独一无二、卓越不凡的天赋，而且具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严肃的使命感。正是这些孤傲、倔强的“天才”们，以独特的个性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个神话并不陌生。许多艺术爱好者依然坚信，天才是艺术创造性意义的来源。 （一）天才观的孕育与发展 天才观的孕育与发展取决于两个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艺术市场的出现。 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家仅是个手工劳动者，生存艰难，地位卑微。为寻求庇护，他们往往寄人篱下，过着食客的生活。这种庇护体制使艺术的劳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保护人的束缚与影响： 在15世纪及其以前的时代里，保护人对艺术家的作品实施着我们今天称之为蛮横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蛮横到指定画家所运用的颜色（特别是金黄色和藏青色的运用）的程度，而且，它也影响了画家如何在帆布上描绘画像。① 保护人往往是教会或政治精英，对教会与政府怀有强烈的忠诚。这种忠诚、非正式的荣誉感与信仰准则，深刻地影响了艺术生产的趣味和标准。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依然受到庇护体制的左右。但个性的觉醒和人文价值的张扬，不仅使艺术家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而且激发了相互竞争的热情。他们一方面向古希腊、古罗马雕刻学习塑造真实肉身的方法，一方面在空间结构上不断突破创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争相为教皇或宫廷中的王公贵族服务的。他们的成功从整体上提升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1550年，瓦萨里在《名人传》中以叙事的形式谱写了意大利艺术家的传奇。以14世纪的画家乔托为先驱，艺术家们将意大利艺术从“黑暗的时代”解救出来，并以古典再生的方式予以复兴。每一代艺术家都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不断完善艺术技巧，至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文艺复兴艺术达到了完美的巅峰。 自18世纪晚期以来，教会、皇室与宫廷贵族的衰落使他们失去了保护人的权威，并日益被一种新的艺术品买卖秩序所取代。这种买卖发生在开放的艺术市场中，没有买主与赞助人的稳固保证。艺术家逐渐获得了创造性的自由，但也因此失去了经济的保障，陷入重重困境之中。一方面，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接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一种内在的使命感又促使他们采取与社会疏离的态度。 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艺观强化了这种使命体制。艺术只有对那些丧失了生活机会的人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在精神上，它要求艺术家从外在的世界转向内在的心灵；在形式上，它从再现转向表现，鼓励创新和独特。这样，“艺术的创新或天才，就成了竞争经济的一个武器”。②公众的注意力开始从艺术作品转向对天才艺术家的崇拜。因为在这个时期，天才观已经“上升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价值概念。而且——在与独创性概念的同一中——真正地被神化了”。③ （二）天才神话的创造者 公众对天才创造性能力的信仰，既与“孤独而伟大的天才形象”的塑造有关，也与艺术家声望(reputation)的建构密不可分。前者隐含在以叙事结构的艺术家传记中，后者建立在艺术界的评价体制之上。“艺术界”是美国哲学家丹托于1964年提出，经过迪基的改造，最终在文化社会学家豪泽尔和贝克那里发展成熟的一种理论。 为了回答“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差异”问题，丹托提出了“艺术界”概念： 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的知识：这就是艺术界。④ 某物是否具有艺术品的资格，不仅取决于艺术品本身的属性，而且取决于观看者的“眼光”。这些观看者由鉴赏家、批评家、艺术史论家、文艺理论家等业内同行组成。他们观看艺术的眼光取决于艺术理论的氛围和艺术史的知识。这种“氛围”和“知识”是筛选、鉴赏、评价艺术价值的尺度。当观看者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艺术家和艺术品时，高下之别就产生了。据此理论，贝克推演了天才“声望”在观看者“眼光”中形成的过程： (1)具有独特天赋的人(2)创造了优美无暇、颇有深度的作品，(3)作品表达了深邃的人类情感，体现出深刻的文化价值。(4)作品独特的品质证明创造者具有非凡的天赋，创造者业已公认的天赋也证明作品具有独特的品质。(5)既然这些作品正是此人而不是其他人创造的，那么它们理应收入他的文集——这是他声望形成的基础。⑤ 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一旦这些话语作为经典在艺术界传播，变成艺术界共同体约定俗成的惯例(conventions)或习性(habitus)，“天才”的观念就产生了。 但是，天才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只有被读者、听众或观众接受为艺术的“法则”时，公众才会承认天才的威望。于是，“从艺术家到公众道路的中介者”出现了。这些中介者不仅包括业内同行，还包括范围广泛的文化媒介人，如画廊老板，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的负责人，杂志或出版社的编辑，参与文艺传播的表演者等。如豪泽尔所言，这些中介者赋予作品以意义，澄清疑惑，消除由新奇造成的怪异，在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了公共的桥梁。⑥形式上越是新颖，越是出奇，越是具有“陌生化”效果的艺术语言，中介者的作用就越明显。中介者的阐释不仅帮助公众理解了作品的形式与意义，而且传播了天才的观念和价值，为公众缔造了他们精神需要的“偶像”！正是中介者以历史性的叙事结构建立了不同作品之间的延续性。没有这种延续性，艺术将失去存在的历史缘由和再生的能力；没有这种延续性，公众将在碎片化的艺术史和陌生化的形式语言面前不知所措；没有这种延续性，艺术家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威望也就无法确立。因此，如果说艺术家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那么中介者则是艺术家声望的创造者。他们在制造偶像的过程中，不是根据作品的内在价值，而是根据作者的声望来评价作品的。因此，“艺术家创造了作品的形式，中介者创造了关于他们的神话”。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