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2-0047-05 一、西方文论的涌入与20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型 20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型，指的是中国文学理论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这次转型是伴随着西方文学的涌入完成的，具有明显的“外化”性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蔡元培曾以西方的文艺复兴作比拟，对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上的革新贡献给予热情礼赞，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复兴”的开始。中国当代学者罗钢则在《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一书中，从对民族精神发展的历史意义角度，肯定了中国新文学革新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是从漫长停滞的封建思想统治下将自身解放出来，成为不折不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都是重新激发民族的创造力、催促民族精神新生的一次大刺激，都是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开辟各自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等等。但与此同时，罗钢也指出，恰恰是在与西方文艺复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新文学革新运动不同于前者的“外化”特征，即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就像其自身名称所宣示的“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复活”那样，是回过头去，从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和发掘仍然具有生机的思想和形式，加以改造，以满足现实文化革新的需要，那么，中国的新文学革新运动，则不是选择包括西方文艺复兴在内的中外文化变革常用的“托古改制”的道路。尽管中国古代的多次文学革新运动，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都是采用“复古—革新”的方式来进行，尽管中国文学有着不亚于西方的悠久深厚的传统，但中国新文学革新运动义无反顾地斩断与自身文学传统的关联，循着像青年鲁迅所倡导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口号，选择了一条通过广泛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的经验来重建中国民族新文学的途径。这一点使中国新文学运动不仅有别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且也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文学革新运动①。 关于中国文学理论通过移植、借鉴西方文论来实现自身文论现代转型的原因，中国学者陈传才在《文艺学百年》一书中，从分析中国近代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入手，探讨了中国文学理论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内在根源。他指出，中国的先民很早就确立了农耕为主的物质生产方式，并在漫长而缺少变化的农耕生活中，培育了对宗法—血缘关系的深厚感情和依赖自然的习性，确立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封闭的文化模式。与中国自给自足、封闭的农业经济形式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伦理文化。其核心价值观念是强调个体欲求服从于社会群体的政治理想与道德规范，因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个人的权利和要求往往被忽视和遮蔽，人的愿望、情感与欲求淹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规范之中。不可否认，儒家的这套思想体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力量，对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传承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它强烈的政治—伦理导向被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强化为一种维护政权统治的官方哲学后，它的不务求实、禁锢思想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包括儒家思想学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自给自足、封闭的农业文明的产物，在长期封闭、自足的环境中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并逐渐发展，近代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同时带来传统文化的深刻变革。罗钢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还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过程入手，揭示中国文论移植、借鉴西方文论完成自身文论现代转型的现实根源。他指出，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西方殖民主义用军舰火炮轰开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以血与火揭开序幕的，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日甚一日的掠夺和侵略，伴随着中国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发展起来的。这种情况决定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痛苦和矛盾的过程。一方面，中国人是被迫在一种屈辱的情况下，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在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时存在巨大的情感和心理障碍；另一方面，一次次与西方列强的较量和屈辱的失败，又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传统制度和文化并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也不能通过自身的调整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变革，不变不足以挽救民族的危亡。而西方文化，在与近代中国的比照中，是比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更加高级的、更具活力的文化。显然，正是内在的经济因素和外在的现实压力，决定了近代中国选择向西方学习真理包括文学理论，以实现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和20世纪末中国文学理论的第二次转型 关于西方文论的异质文化性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以中西文明对举，明言西方文明不仅是与中国文明性质不同的文明，而且是比中国文明更为先进的一种文明。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茅盾在入主《小说月报》后，进一步将移植、借鉴西方文学看作创造中国新文学的必由路径和神圣责任。在茅盾看来，五四时期“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大家的想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彻底要打倒了，替代的东西只有到外国找，‘向西方寻找真理’，所以，当时‘拿来主义’十分盛行”，具体到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一向没有什么正式的文学批评论，有的几部大书如《诗品》、《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文学批评论，只是诗赋、词赞等等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所以我们现在讲文学批评，无非是把西洋的学说搬过来，向民众宣传”②。所以，正如罗钢所指出的，五四知识分子把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引入中国的时候，不仅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当作两个异质的整体来看待的，而且明确地主张用后者整体性地取代前者。也就是说，20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第一次转型的关键，就是用异质的西方文学理论取代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异质性，不仅不是近现代中国引入和接受西方文论的障碍，而恰恰是近现代中国引入和接受西方文论的缘由所在。 20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兴起，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受到削弱，50～70年代，苏俄文学理论在中国处于强势地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一度沉寂。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中国再次掀起了引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热潮。如果说20世纪初中国引入的西方文学理论是隶属于西方近代的文艺思潮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的西方文学理论则属于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潮以及新近发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现代中国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持续引入，中国现代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出现了明显的合流趋势。对于这样的一种趋势，有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但从时间段上来看，由于在20世纪80、90年代之前，中国引入、借鉴的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从时间和性质上讲属于西方19末至20世纪初的近代文学范畴，因而从整体上讲，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并不是现代性的，不过具有与西方近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一样的“近代性”的性质。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引入与借鉴，中国文学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对话和交流的资格和水平，中国文学理论才有可能在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情况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建构。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出现以西方现代理论为参照来反观中国理论现状的思路与做法，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西方形形色色现代文学理论一并涌入中国，与中国相对封闭和单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格局相比，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无论是在流派的多元性上还是批评范式的创新性上，都让国人大开眼界，由此产生引入和借鉴的冲动。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建构”是以西方为主要参照的。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的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论的主张，与20世纪初的用西方文论整体性地取代中国传统文论的做法，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比如，双方都是在中西文论之间持二元对立的主张，都是认为西方文论是比中国传统文论更先进的文论体系，并且都是以异质的西方文论作为衡量中国文论是否现代的标准。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出一点区别的话，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化论”，生逢其时地披上了至今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的外衣，成为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宏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