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上的“苏联模式”，主要是指人们眼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形态。“苏联模式”从1950年代初至1970年代末的影响一直很大，可以说，我国文学理论就是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建设发展起来的。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学理论大量引入，“苏联模式”在我国文学理论领域中的地位逐渐减弱，并且受到很多质疑与批判，这种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影响也逐渐变淡。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批判意识和反思态度的出现，仍可归于“苏联模式”的影响之列。因为中国文学理论对“苏联模式”从接受、信奉到反思、补充、批判，这样一个过程本身，某种意义上恰好反映出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理论所走过的路程。 谈到“苏联模式”，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人们往往简单化地将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同苏联的文学理论画等号。事实上，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所谓‘苏联模式’之说，是苏联之外的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概略性、轮廓性认识，是苏联之外的人在评说苏联文艺学对世界其他国家文艺学的影响时的一种看法。”①也就是说，“苏联模式”强调的与其说是苏联文学理论自身，不如说是其他国家文学理论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下所产生的一种理论认识与体系建构。由于“苏联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差异很大，因此其内涵也不尽相同。“苏联模式”所指涉的，应当只是苏联文学理论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由于被影响者的时代语境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必定会有异样的增强或遮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苏联模式”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它反映的不仅是来自苏联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更反映了当时中国特殊的文化状况。 毫无疑问，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苏联模式”，有着颇为丰富的内涵。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视：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解及其影响；二是对“别、车、杜”②文艺思想的选择性接受；三是苏联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传播和影响。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新时期的历史反思 在当代文学理论史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正是源自苏联。③关于这个概念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从学理的意义上而言，它的内涵和外延从未完全清晰过。它一方面被明确为一种创作方法，即创作过程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要具有改造思想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绝不仅仅限于一种创作方法，而更像人们分析文学作品、阐明文学概念所依据的一种根本方法。它衍生出了一系列文学的基本问题，强烈地折射出那个时代文学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它可以概括出以下基本特征：④首先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基础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既像过滤器，又像放大镜，有选择性地反映现实。其次，在文学形象的塑造上坚持典型论，强调对于那部分被选定了的现实，应该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即典型化来表现它。所表现之物，必然是符合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再次，与浪漫主义的“奇异”结合。实际上也就是将“社会主义”这个新的因素融进“现实主义”之中，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格调和前进方向。最后则是对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的强调。而这种认识和教育的功能和任务，贯穿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有的特质之中。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诸多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我国的文学理论界。该命题提出不久，我国左翼学者就通过各种途径引介这一观念，甚至将其运用到当时的部分文学理论教材之中。当然，真正形成比较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则是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蒋孔阳在《文艺日报》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针对当时有论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为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名。文章指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仅仅看作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并不确切。真正在这个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是社会主义。“它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并渗透了社会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而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作家能不能以“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问题，进行写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苏联模式”在这方面的全部。事实上，当日后人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开批评的时候，往往忘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1950至1960年代的中国还有不一样的阐释。而这样的阐释源头，同样来自于苏联。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提出了质疑，指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完全肯定的现实主义而缺乏批判性是不对的。⑤以这篇讲话为基础，何直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在他看来，现实主义有一些不能被丢弃的基本原则，这样的原则即使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也是不能违背的。⑥而周勃1956年发表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文，同样批评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简单化倾向。他提倡文学流派上的多样性，反对将一切优秀的文学传统说成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⑦ 由此可见，在论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联模式”时，不能简单地从其原初的定义去理解。近年，有研究者指出，发生在1950年代末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不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前提：肯定文艺为政治服务，肯定文艺学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少是肯定现实主义。”⑧但是，如果回溯它曾经产生过的影响，便会发现这其中存在某些不一样的东西。至少，曾经有人试图为它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也试图在坚硬的政治外壳之下开凿出变通的可能。不管这种尝试有没有成功，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苏联模式”，即使在它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止存在一种解读。事实上，新时期以来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诸多补充或批评，都能在1950年代的讨论中找到一些最初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