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的文体学研究，兴起于新时期而繁荣于新世纪，其学术背景依其时空距离有着远近之别。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文体学介入”和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共同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向内转”的西学语境。此乃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远”（背）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研究，抛弃庸俗社会学和文学工具论，将理论重心由文学之外移入文学之内，移入文学史、各体文学乃至非文学文本的形式美审视、语言学分析和文本细读。此乃文体学研究之“近”（背）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内学术界的文体学研究日渐繁荣。据笔者统计，近十年（2000～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的项目，“中国文学”类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相关选题有14项，仅2009年就有6项。这个数字不包括“中国文学”门下的“文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学批评”等二级学科，更没有包括“语言学”类和“外国文学”类这两大一级学科。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的文体学研究，沿着文学史、文学理论和语言学的三条路径并驾齐驱，分别在各体文学的囿别区分、文体批评与批评文体以及文学与非文学文体的语言学分析等领域各擅胜场，由此而形成的“三水分流”为文体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预留了空间和前景。笔者认为，只有在滥觞处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在根底上建构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方能突破既有格局，将文体学研究由局部引入整体，由表层导向深入。 三水分流：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文体学”的英文译名为stylistics，这个词的构成是styl（文体）+istics（语言科学），因此，文体学与语言学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①国内学界文体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由语言学尤其是外国语言学导夫先路。早在1980年，王佐良就主编出版了《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此后三十年，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和分类研究：前者如秦秀白《文体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刘世生《西方文体学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胡壮麟《理论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王守元等《文体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后者如侯维瑞《英语语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钱仓水《文体分类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张德禄《语言的功能与文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曲卫国《话语文体学导论：文本分析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在国内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中，语言学的文体学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大。因此，我们讲文体学研究的“三水分流”先从“语言学”这一脉讲起。 国内语言学的文体学研究，其学术资源（包括理论谱系、文体观念、文体分析方法等）主要来自西方，来自西方现代语言学。西方学界对“文体”的研究，虽然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学，但“文体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在采用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②20世纪初由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de Saussure,1857-1913)所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对文体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体学研究，以至于“文体学”后来被定义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学问”③。索绪尔的高足也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主要整理者巴利(C.Bally,1865～1947)，藉其师结构主义语言学反思古典修辞学，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分支创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④此后的一个世纪，语言学界的文体学研究，流派腾跃，俊才云蒸，有以不同语言学模式为区分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也有以不同研究目的为依据的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有对纯文学文本如中英诗歌、荒诞派戏剧和海明威小说的语言学细读，也有对非文学文本如公众演讲、商业广告、万维网键谈的文体分析；有对文体与隐喻、象征、前景化等修辞手法之关系的辨析，还有对文体学理论如何应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探讨⑤……语言学的文体学研究，尤其注重文体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应用于大学课堂教学⑥，而且应用于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话语分析。如秦秀白《文体学概论》将“文体”定义为“社会交际的需要使得语言产生不同的功能变体”⑦。又如曲卫国《话语文体学导论：文本分析方法》将读者定位、互文性、多模态等话语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引入大学文体学教学和普通读者的文本分析实践，从而使文体学的最新成果走进课堂走向大众。概言之，语言学的文体学显示出两大特征：一是实践性，强调文体理论在课堂教学和话语分析中的应用；二是开放性，主张文体分析对非文学文本的开放。前者似可警醒文艺学的文体学研究对“术语组合或概念游戏”的陶醉，后者似可打破文学史的文体学研究对“文体分类和命名”的执著。当然，语言学的文体学研究将自己的任务表述为“为外语教学服务”、“为语言学理论提供应用基地”和“为文学研究提供方法”⑧，这种将自身“工具化”的思路和定位是值得商榷的。 20世纪初，被称为文学文体学之父的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Spitzer,1887～1960)，探讨文学家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主题意义和加强美学效果，从而在语言学与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同样是20世纪初，同样是在文学与语言学之间架设桥梁的，还有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以及后来的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这两座“桥梁”共同构成国内文艺学的文体学研究的学术背景。该领域的研究可分为文体批评的中西比较与批评文体的古今通变，前者有童庆炳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后者有笔者的系列论文“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研究”。作为“文体学丛书”之一种，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作》在回顾中西文体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探讨“文体”的定义、结构、功能和创造。该书将“文体”定义为“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⑨。这一定义兼顾了“文体”表层的体裁、体式与里层的体性、体貌，表现出融和中西方“文体”概念的愿望和努力。丛书的另外两种，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将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化学等视野引入文体研究，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将批评文体分为隐喻型、演绎型、总龟型和对话型。此外，赵宪章、包兆会《文学变体与形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叙述汉语文体的历史演变，并着重探讨当代文学的文体新变、文类互文和文体风格转向等。笔者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论批评文体和诗性言说方式的研究，提出“尊体、破体、原体”之思路，即重建批评文体意识，重识批评史嬗变规律与重塑“體”之生命和风骨，从而在文体研究的层面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可行性路径。⑩值得指出的是，文艺学研究本应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而就该领域的文体学研究而言，如何发掘文体学的人文蕴涵和实践品质，清理文体理论用之于批评实践和文化审美的传统和经验，并行之有效地将古代文体理论和方法用于当下的文学批评和审美文化之实践，是一项亟待展开并极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