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05;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4)09-0113-09 比之政治权力，讨论经济权力对于文学的渗透要更为复杂而含混。这是因为，规定了近代文学特征的艺术自律观念，其核心意义即指对任何既定的政治、道德、经济等利益或立场的断然拒绝。然而在任何历史语境中，这种审美乌托邦的诉求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如果说文学的写作回避政治压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能的，那么，回避经济压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定程度的经济来源是文学家进行文学生产的首要物质条件。不过，尽管文学社会学对于文学家与各种形式资助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当进展，但对此类研究在解释经济资本对于文学的制约的全部可能性方面的价值，未可过高估计。实际上，经济权力对于文学家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直接的经验层面。因为经济的规则体系不仅仅直接作用于文学家的身体，而且，它还通过作用于整个社会肌体或社会意识形态来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控制领域和话语范围，并通过由此建立的符号暴力，驱使文学实现自己的表意策略。因此，了解文学家的经济状况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分析统治着现代世界的经济权力如何以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合法地入侵到文学的领域，应该了解经济逻辑支配文学的一般运作模式。 那么，我们从何种角度切入呢？马克思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原则思路，他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将文学的生产置于普遍经济规律的视线内加以思考，又要进入文学的特殊领域之中，来讨论一般经济规则在此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作用形态。由于我们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条件下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因此，我们的思考必须围绕文学场的逻辑来运思。这样，我们可以将问题分解成三部分：第一，经济资本如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文学场之外，或者进入文学场内部，通过将自己转换成文学场的构成性因子，来规定文学的可能性。第二，文学场内部的结构形态及其演变规律如何与经济逻辑构成一种同谋关系。第三，结合上述两部分，结合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演变，讨论经济权力制约的结果，即文学必然走向终结的历史宿命。 一、文学场：颠倒的逻辑 但在做出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概述一下文学场与经济逻辑的一般关系，因为这是我们展开下文讨论的基础。文学场是布尔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布尔迪厄认为，19世纪以来，社会空间渐渐分化成诸多具有各自内在自主逻辑的场域，例如教育场、宗教场、科学场等。场域就其外部而言，具有不受政治经济权力直接影响的独立性；就其内部而言，场域的行动者根据它所掌握的特定资本（例如在学术场中的资本就是学术资本），占据各自不同的位置，资本越多的行动者就越处于支配者的一极，反之亦然。场域总是充满着形形色色的符号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本，从而获得确定场域游戏规则的垄断权。文学场也是围绕着一些集体性默识(doxa)或幻象被组织起来的（注：所谓默识，是指在一定社会空间中的游戏中，持正统的或异端立场的行动者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和基本信念。参见Bourdieu,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64。）。这些默识包括对独创性意识形态、对天才的神秘性、对文学超越功利关系的艺术自主性等信念的崇拜。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学场即屈从于经济资本利诱的谦逊奴仆。恰恰相反，文学场所赖以构建的上述集体性信念，具有超越外部力量的自身独立性。文学场可以说具体表现为一个颠倒的经济体系：“至少在文化生产场的最为完美地达到自律的部分——在此部分中作家所关注的唯一受众即是其他生产者（例如象征主义诗歌的情形），实践的体系基于全部普通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性颠倒，就正如‘输家即是赢家’的人所皆知的游戏一样：这种系统性颠倒包括商业（它排除了对于利润的追求，并且不能确保在投资与金钱收益之间的任何对应），权力（它谴责荣誉和转瞬即逝的伟大性），甚至体制化文化权威（缺乏学术训练和神圣性也许会被看成是一个优点）。”（注：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p.39.）与外部世界的一般原则的断裂是文学场的本质规定之一。一方面，在文学场内部得到符号认同的作品一般很少可能是具有商业价值的畅销书；另一方面，具有公众效应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场内部一般处在被排斥的边缘位置。缺乏经济价值、缺乏受众的文学作品往往意味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因为曲高必然和寡；而时髦的文学作品其艺术价值常常是可疑的，因为下里巴人必然广受欢迎。从文学的观点来看，真正的文学应该挑战人们的常识感，应该给社会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读者为了追求阅读快感，显然会抛弃这种冒犯自己的文学作品，而宁愿接受取悦自己的负载着传统的文学作品，而这就必然注定了后者的销量随着读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其商业价值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这样，文学场中出现了两种文学的对峙，即被认为主要是受制于文学自身法则的文学生产与主要是受制于外部因素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文学生产。这种对立典型地表现为以先锋派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区隔，亦即为了生产的文学生产与为了受众的文学生产之间的区隔。文学借助于文学场内部构建的这种二元区隔，将遵循经济逻辑的文学予以符号排斥，指认它媚俗从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但这种符号排斥就整个社会语境的范围来看，其有效性又是有限的。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在正统文学与异端文学的符号斗争中，正统文学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并且能够将自身的意志铭刻在异端文学的语词形象之中，这是因为正统文学的符号权力得到了政治权力强制性的保证和强调；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在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学并不能使通俗文学俯首称臣。通俗文学以为民众写作为旗号，以提供娱乐和消遣为手段，以迎合官方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日常感知为依托，以追逐丰厚的经济资本为目的，与精英文学分庭抗礼。与相关资本集中在自己一身的古典时代的正统文学不同，精英文学拥有的往往只是还一时无法兑现为实际利益的符号资本，实际上也就是先锋派文学家们投入的激情、时间、对文学的坚定信念和执著坚守、对未来历史系谱的合法化期待、对各种外部利益的拒绝等等，显然，这些符号资本并不是基于一定的现实的物质基础，这就决定了它存在根基的极端脆弱性。布尔迪厄不无惋惜地写道：“人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有效的普遍规律：文学生产者们总是倾向于服从外部权力的约束（无论是国家、政党、经济权力，还是今天的新闻业），并运用从外部获得的资源来调节内部冲突。”（注：Pierre Bourdieu,The Rules of Ar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6,p.281.）可以推论，文学场尽管在社会宇宙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它并非是脱离社会空间的封闭的孤岛，仍然受到经济资本的潜在制约，精英文学当然也不能幸免。那么，经济权力又是如何将自身的逻辑铭刻在精英文学上，从而迫使它成为自己的表意策略的呢？ 二、经济资本的暴政与文学自主性的失守 前现代社会的文人依靠文学生产本身并不足以谋生，其想象力因而也不能超越出他们所投靠的权贵们的喜好范围。伴随着识字人口的增加、闲暇时间的延长以及公众对文学兴趣的增长，以文学家为业成为了可能。这就为文学自由地回归自身提供了条件。但文学的这种自由又绝对不是彻底的：它固然摆脱了前现代社会统治阶层的审美趣味对自己的控制，但又不得不置身于经济资本的暴政之下。文学的自由存在意味着两难困境：文学生产如果以满足公众需求为鹄的，那么，它就必然丧失符号资本，从而使自己沦为一种商业写作，因而也背离了自身；而文学生产如果仍然指向精英阶层、指向稀缺性，那么它就会失去市场的保证。纯文学，至少是尚未被经典化的纯文学，必然会被流行的报纸、杂志所拒绝，这样，精英文学家固然能够在文学场上起支配作用，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就会陷入被支配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