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这一概念20世纪末在欧美开始流行，由于理论传播的时间差，国内学界对于这一概念至今还相对陌生，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在笔者看来，“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从时间上说，它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是一种具体政治；就其重要性而言，它是一种边缘政治；从其世俗性来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就其学理性质而言，它是一种学术政治；就其心理特点而言，它是一种欲望政治；从传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常规政治；从正统观念看来，它是一种非正式政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此复杂纷纭的内涵，展示了极其开阔的研究空间。本文拟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等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在每一个维度上，“文化政治”的内涵都可以在与社会政治的相互参照中得到彰显。 一、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 将文化政治称为“后阶级政治”(post-class politics)，而与作为“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传统社会政治相对应，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的首创。[1]（《导言》，P8）伊格尔顿此说呼应着冷战之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所引发的新社会运动，后者认为当今社会矛盾主要并不表现为阶级对抗，而是表现为文化挑战，主张以多元文化抗争取代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提倡政治的宽容性和中性化。 伊格尔顿对于文化政治的认定是从发现“肉体政治”的重要性开始的，而且此事与关于美学本质的认识直接相关。他认为，鲍姆加通当年创立“aesthetic”这一新学科，旨在开辟一个有别于形而上学的“感性学”，但后来人们的注意力大都只是集中在感觉和知觉等认识活动方面，恰恰忘却了人的肉体和感官等生物性、生理性的领域。他指出：“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诸如下列之类：爱慕和厌恶，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肉体的感官表层，令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现象，源于人类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动对世界影响的各种情况。”[1](P1)这一发现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觉得“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从而要为这一“时髦的主题”进行辩护并“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1]（《导言》，P7-8），从而在“阶级政治／后阶级政治”的维度上寻求文化政治的意义。当然这里伊格尔顿所说的“肉体”并非仅指人的原始动物性方面，而是指那些经由文化陶铸的生理性、遗传性因素，包括性别、性取向、躯体、种族、族裔等，而这些东西是传统的阶级政治不予重视甚至不屑一顾的。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话，那么它们恰恰意义重大，像男人／女人、白人／黑人、富人／穷人、精英／草根、西方人／东方人、城里人／乡下人、青年人／老辈人的对立，无不显示着文化身份之别且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它们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和对抗正是“文化政治”的重要问题。 基于这一认识，伊格尔顿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正从一个相对古典和自律的概念变成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概念：“简而言之，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途径……而是政治冲突辞典本身的组成部分”，“对于过去几十年间支配全球议事日程的激进政治的三种形式——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和自我表达的文化，正好是政治斗争的通货，而不是其威严的选择对象”。[2](P44)由此可见，革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斗争，作为文化政治的主要形式和样本，它们所展开的政治较量属于文化权力之争而非阶级利益之争，已经超出了“阶级政治”的范畴而带有“后阶级政治”的性质。 晚近以来，“文化”概念向政治靠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以1968年5月法国巴黎爆发的“五月风暴”为标志，西方社会的历史发生了断裂，同时思想也发生了崩裂。“五月风暴”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事件，它张扬了一种怀疑精神和叛逆精神，使得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人们不再用以往的方式来看待、思考和讨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人们不再将种种文化矛盾和对抗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压迫和剥削，不再将文化政治放在阶级斗争的刻度上进行衡量。女性主义运动、性解放运动、争取有色人种权利斗争、土著居民争取平等权利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导致了性别政治、性政治、躯体政治、种族政治、地域政治、生态政治等“后阶级政治”的兴起，有力地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 后现代理论在法国学者手中得到最早的确立，得风气之先者有德里达、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利奥塔德等人，他们在20世纪下半叶不约而同提交了一批后现代理论的奠基之作，如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1966)，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9)，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1969)，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1975)，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等，这批论著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带有消解文化的特点，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知识领域恪守的中心论、总体性和同一性进行解构，转而崇尚边缘性、片段性和差异性。正如论者所说：“后现代理论批判了诸如再现、真理、理性、体系、基础、确定性、一致性以及主体、意义和因果关系等现代理论的核心概念。正如哈桑所指出的，后现代理论是一种‘消解’文化中的一部分，这种消解文化的原则包括‘非创造’、解体、解构、非中心化、置换、差异、非连续性、离散、消散、分解、非定义、去神秘化、非总体化、去合法化。”[3](P329-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