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形形色色的表意符号系统陆续进驻这个世界。一个句子，一段乐曲，一幅绘画，一幢建筑物，一副惊愕的表情或者一声不屑的冷笑，这些符号无不表述了某种意义。意义全面分布在世界的每一个局部组织和每一个关节，控制各种复杂的社会运作。世界的完整表象来自意义的组织。如果所有的意义共同消失，一切均丧失了存在的理由，那么，万物解体，世界急速地后退为史前的荒漠，人们只能感到“荒谬”和“恶心”——如同存在主义者曾经形容的那样。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意义提供了广大社会成员汇聚、交往的文化空间。斯图尔特·霍尔即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何谓“文化”。在他看来，“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意义的表述——霍尔使用的词汇是“表征”(representation)——和彼此交换意味了以相近的方式解释庞大的世界和表达自己。概念，形象，观念，文化代码，这一切形成的表意符号系统并非某种坚固的物质安装在社会生活之中，但是，它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后者——“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① 现在，这种观点逐渐遭到了抛弃：意义是一种固定的超验存在，意义只能在某一个神圣的时刻降临世间，赐予人们各种深刻的思想观念。许多人的观点恰恰相反——意义是人为地生产出来的。“事物‘自身’几乎从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我们凭我们带给它们的解释框架给各种人、物及事以意义。”如何表征各种事物——使用何种语词，根据何种叙述秩序，讲述何种故事，制造何种形象，如何为之分类并且依附于特殊的概念，这一切均是意义生产的方式②。例如，种种相异的表述可以使“水”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此等等。从清晰的科学陈述转入文学性修辞，相同物质的意义变幻不定。科学陈述尽量摒除叙述主体的痕迹：石头即是石头，树木即是树木，风吹雨打或者水流花谢无非是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换言之，客观以及中性约束了科学陈述的意义扩展。然而，纷杂多变的文学叙述打开了单向的意义限制，意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极其活跃的区域。 相对于人们熟悉的物质生产，意义生产是一个陌生的命题。添砖加瓦，车水马龙，“稻花香里说丰年”，物质生产维持了这个世界的延续；然而，意义生产多半是无形的。道德信念，法律制度，各种传统和风俗，宗教，美学，时尚，种种规训无时无刻不制造出种种意义。意义空间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人们既生活在物质空间，也生活在意义空间，尽管多数人对于后者常常熟视无睹。增添一幢房子或者一辆汽车多少改变了这个世界，增添一种意义又何尝不是？日常生活范围内，各种意义决定了社会成员的辨识、理解、好恶、价值评估、关注区域以及喜怒哀乐。霍尔解释说：“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如果种种前所未有的事件破坏了既定的视野和知识框架，那么，“这些事件必须首先安排进各自话语的领地才可以说‘具有意义’。‘绘制’这张事件的图表的最普通的方式就是把新事件安排进现存的‘问题重重的社会现实图表’的某个领地。”③如果没有种种意义的编辑，一个刻板干枯的世界乏善可陈。现代社会，意义生产的速度绝不亚于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完成之后，丰富的意义接踵而来。许多时候可以说，意义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后续。众多物体不仅填充了人们周围的物理空间，充当各种生产和生活资料，而且造就了一套又一套派生的观念：土地意味了依靠和归宿，黑暗意味了危险和恐怖，房屋意味了温暖、团聚和母亲的牵挂，旗帜意味了召唤、集合和激动人心的指引……即使某些陌生之物还未敲上各种意义的烙印，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冷漠、拒绝、不知所云，如此等等。所以，罗兰·巴特曾经津津有味地设想所谓的“物体语义学”。在他看来，一个物体常常是多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逃脱意义。”除了各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始终存有某种“超出物体用途的意义。”例如，没有什么物体比电话更有用，可是，一部电话的外表往往具有另外的意义：“一部白色的电话永远传递着有关某种奢华性或女性的概念”。物体的“语义”必须纳入象征的坐标体系。一个物体如何从使用价值转换为一个符号，这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巴特指出了意识形态如何不动声色地将各种意义植入“自然”： 意义永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产物。但是，在我们社会中；这种文化现象不断地被自然化，被言语恢复为自然，言语使我们相信物体的一种纯及物的情境。我们以为自己处于一种由物体、功能、物体的完全控制等等现象所共同组成的实用世界中，但在现实里我们也通过物体处于一种由意义、理由、借口所组成的世界中：功能产生了记号，但是这个记号又恢复为一种功能的戏剧化表现。我相信，正是向伪自然的这种转换，定义了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④ 现代社会不仅来自物质的堆积；而且，激增的物质时常摆脱了使用范畴而造成了符号的激增。符号的日渐繁复、精密，各种表意符号系统层出不穷，这带来了意义的惊人繁殖。由于符号的大面积覆盖，纯粹的自然逐渐退缩，远离人们的视域甚至销声匿迹。愈来愈多的时候，人们被安置于人造的物质环境，安置于居伊·德波所命名的“景观社会”。视觉消费是“景观社会”的重要活动，意义的占有是消费的主要内容。那些顽强地驻留于“景观社会”的自然景象——例如，众多的名山大川——毋宁是接受了各种“叙述”的自然，亦即巴特所说的“伪自然”。物质生产从来不会停留于物质。从春花秋月、小桥流水到狼烟烽火、金戈铁马，从游轮、飞机、名牌真皮挎包到电视机、牛仔裤、移动电话，许多物体始于使用价值，继而在象征领域功成名就——这意味了意义表述的逐渐明朗、定型。例如，眼镜不仅矫正视力，同时还暗示了渊博的学识；雕花门楼不仅表明了一个出入通道，而且还表明了家族的世袭荣耀；夏奈尔香水不仅提供某种愉悦的嗅觉，更重要的是隐喻了品味和优雅的气质。许多时候，意义迫使物体脱离初始性质，卷入另一个符号体系，服从另一种编码秩序。日常生活之中，各种物体的双重性内涵并不均衡。通常，一尊雕塑的使用价值远逊于一桌菜肴；一本书派生出的意义极大地超过了一辆自行车。对于一个物体说来，使用价值与意义的分歧时常隐藏了某种张力，二者甚至大相径庭。谈论货币哲学的时候，西美尔提到了物体背后的双重秩序。冷漠的自然秩序之外，物体还要接受文化的定位——二者的交汇点多半是一种偶然⑤。的确，再也没有什么比货币更奇怪的了。作为一种物体，现今的货币无非是一些纸片，可是，货币的巨大意义甚至可以拥有整个世界。当初肯定没有人料想得到，轻飘飘的纸片居然承担了如此奇特的使命。正如人们常见的那样，物体的使用价值和意义共同编织在社会内部，形成了复杂的层次。意义不仅带来了各种隐蔽的场域，而且，这些场域正在愈来愈有力地控制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