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12－0081－05 诗与画有何异同或关系如何？这是一个古老的然而不断引起人们热议的话题，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相关的新识异见可谓迭出不穷，蔚为大观。不过，我们如果对这些来自不同时代、民族、国度之学者们的种种认识做一番细致考察，则不难发现，其中见出分歧而不能达成共识的，可谓不过是现象层面的东西，究其根本，它们并无龃龉乖悖，所持立场和终极信念普遍相通合一，即无不认同“诗画一律”或“诗画同源”这一引发长久争辩的原始观点，或曰相互诉讼的仅仅在于那“一律”、“同源”者为何物。这是否意味着说，诗与画的区别本然就在于形式方面，若论其实质，二者即是一回事？我们以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对诗与画有无价值论上高低优劣可比性、从而一者能否取代另一者的认识解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而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和认真辨析。 一 众所周知，历史上最早对诗与画之异同或关系发表看法的，是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其有云：“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而诗则是一种有声的画”①。在中国，北宋时期的郭熙提出过与此相似的观点：“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②。后来苏轼亦做出了为人极其熟悉的同类论述，其在王维画作《蓝田烟雨图》上的题跋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③ 又在《韩干画马诗》中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还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④ 此外，黄庭坚在《写真自赞》中也曾论道：“诗成无象之画，画出无声之诗。”清代叶燮则称：“画与诗初无二道也。……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⑤显而易见，如斯种种近似一个声调的论说是旨在告诉人们，诗画“本是同根生”，形异而实同。也即诗与画的差异不过是皮毛表象上的，仅在于一有声（语）一无声（语），或一有形（象）一无形（象）而已，若由表及里观之，则诗即画，画即诗，有如同一种材料，被加工制作成了外形有别的两种物件。 对于这种认识，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其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诗道不出画之形，画绘不出诗之声，这属于简单事实，能够为直观经验所充分证明。但是，诗与画是否仅仅此于这一无可争辩的差异性？18世纪德国的美学家莱辛曾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莱辛在其著名的《拉奥孔》一书中说：“画和诗无论是从摹仿的对象来看，还是从摹仿的方式来看，却都有区别。”⑥ 他认为，画所运用的“符号或摹仿媒介”只能在空间中配合，所以“绘画只能满足于在空间中并列的动作或是单纯的物体”，而诗的符号或摹仿媒介是“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因而它“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⑦。这也就是说，画是一种空间艺术，呈现的是静止的物体；诗则属于时间艺术，表现的是运动的事物。 是否如此呢？当代学者叶维廉对这一观点表示了异议。叶维廉认为，诗并非只能表现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物体或动作，其同样能够呈现“空间”。他举出了几首中国古诗来加以印证。如王维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叶维廉辩道，这里分明有着“时间空间化”的现象，“两个视觉性极强的瞬间（一个宇宙般大的山景和微尘般小的独钓翁）像画一样同时并置出现”，继而他指出，在诗中“物象不但以共存并置的关系出现；这些空间性的物象，由于观者的移动而被时间化。更重要的是：以上的美感瞬间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莱辛所说的‘动作’（事件）”。据此时维廉总结道，艺术创作之“美感经验的核心必须在媒体性能之外去考虑。用‘新批评’的话来说，‘美感的主位对象’应该从艺术家处理媒体的独特方式里去寻求，不是从媒体本身去决定”⑧。可以看出，叶维廉对莱辛的批评，不仅在于否定莱辛从媒介和时空来区分诗与画，更在于强调诗与画具有超越媒介之差异的同一性“主位对象”。这个作为诗与画同一性的“主位对象”，在他看来，就是生成于“诗外”和“画外”而不在场的“意义”或“意味”，也即中国古人普遍乐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画外之旨”。 叶维廉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对传统认识的回归和固守，即他力图证明的正是“诗画一律”或“诗画同源”论。若究其较之既往论说有什么发展推进的话，那就是他用存在于“媒体性能之外”的意义或意味，解释和界定了“一律”、“同源”之所谓与归宿。不仅如此，叶维廉甚至认为，诗与画在媒介上的差异都不具有什么意义和作用。这一点在他当然是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或题中固有之义：本质的东西 （主位对象） 既在诗又在画之外，剩下的诸如“有声无声”或“有形无形”之区别，又何足挂齿！ 不过我们以为，包括叶维廉在内的“诗画一律”或“诗画同源”论者，以及像莱辛那样从媒介和对象方面来论证诗画差异者，似乎均没有注意到一个简单事实：诗对空间物象——不论其静止还是运动——的呈现只能是“间接”的，其无法将之置于目前，有如画要表达超视觉性事物只能以诉诸人们想象或联想的“间接”方式来实现一样。由是则不能不让入产生一个疑问：那作为诗与画“一律”表现的、在叶维廉看来可称为“意义”或“意味”的“主位对象”，对于诗还是对于画来说是“直接”性的？或者说，画若能“直接”呈现那“主位对象”，诗对其的表达是否亦为“直接”？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如果诗与画不可能以相同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事物，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必然就是尖锐而深刻的，既在形式或方式层面上，又在对象或内容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