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

——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坛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孙鹏程,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与批评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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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崇尚解构和颠覆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中,马克思所努力构筑的总体政治视野和宏大社会理论遭遇了质疑和瓦解。但由此而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行将就倾,是极为不妥的。且不说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墨菲、拉克劳等)往往承继了马克思的革命性话语,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马克思的一些理论原则和方法也往往成为其进行自我反思和重构的重要资源依托。在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托尼·本尼特,他借鉴马克思的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对卢卡奇、阿多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建构的唯心而僵化的文学本质主义进行了质疑和解构,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通俗文学关涉文学本质主义问题

      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呈现何种关系,是托尼·本尼特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严格意义上而言,马克思本人对于通俗文学并没有明确论述,只是在个别文章中偶尔提及。例如,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民间故事具有使底层劳动者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忘却劳累的作用,并要求民间故事书的内容应具有诗意、谐趣和道德的纯洁;①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通过对卡尔·海因岑文章的驳斥,马克思批判了德国16世纪的粗俗文学,认为其“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造成“美学上的反感”。② 在这个意义上,不难知晓马克思对于通俗文学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又不失却理性的批评。不过,相比于马克思在通俗文学上的辩证认识,在后继的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通俗文学却遭遇了忽视抑或贬斥。托尼·本尼特对此分别进行了评析:卢卡奇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伟大而经典的“世界历史性的文学”,虽然鼓励“人民”的创造性,但并非自由发挥,而是由别人代理;戈德曼认为世界观分析法只适用于伟大作品,因为只有伟大作品包含或表达世界观,而通俗文学则不适用;阿尔都塞设定了真正的艺术与一般或平庸的作品的差别,但对后者完全忽略不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基本持批判态度。③

      至于原因,大同小异。例如,卢卡奇肯定严肃的现实主义艺术,而否定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通俗艺术,认为通俗艺术容易导致纯粹主观的、脱离现实的映像;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缺乏控制性的决心等。如果据此理解托尼·本尼特的耿耿于怀似乎也合情合理:通俗文学固然有其弊端,但也不至于全然被否定,而应像马克思那样作辩证理解。但实际上,托尼·本尼特耿耿于怀的深层原因在于,通俗文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是一个关涉文学本质主义的问题,而这是违背马克思的理论逻辑的。

      托尼·本尼特认为,通俗文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实际上是“一个残存的概念,是对文学进行过描述和解释之后的残余之物。……特定品质是由一系列据说与已经确立的文学特点相区别的属性(如情节的标准化或缺乏性格)所组成的”。④ 即是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中,根本没有为通俗文学预留位置,不能视其为文学。而这个所谓的“文学”,在托尼·本尼特看来,并非是托尼·戴维斯所言的“中性的想象或虚构创作的总体”,而是“以特定和确定的方式由教育机器中或围绕教育机器运作的意识形态所构建的经典或一批文本实体”,⑤ 即“经典化了的传统”。但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筛选和复制那种经典产生影响的批评和制度化过程”以及“文学概念所表明的应该如何看待创作领域之内部组织的历史相对性”⑥ 进行质询和检讨,反而认为其文学范畴可以超越特定社会语境,成为文学的唯一标准,其他“文学”(如通俗文学)则予以排除。这样无疑就把文学僵化、非历史化了,完全是文学本质主义的作法。对此,托尼·本尼特指出,这“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本身的遗憾,也不光是政治的遗憾,而且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程的错误理解,结果损害了构想和进行经典化文本(这种文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纵横驰骋的领地)研究的方式”。⑦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形成的深层缘由是什么,又如何违背了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如何重新定义文学,这些便成为托尼·本尼特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文学本质主义的成因及文学的政治转向

      任何一种文学本质主义观,往往与其背后的哲学、美学理念不可分。按照托尼·本尼特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文论的根源在于其形成的哲学美学传统。所谓哲学美学传统是指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由葛兰西、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列斐伏尔、戈德曼、阿尔都塞等人形成的美学遗产。虽然他们把哲学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哲学美学中难以寻觅到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对于卢卡奇来说是黑格尔,对于科莱蒂是康德,而对于阿尔都塞则是斯宾诺莎。”⑧ 这样一来,不由让人想起马尔赫恩的警告:“如果马克思主义批评作出的判断到头来是前面的唯心主义传统所下短语的幽灵,那将是令人愕然的。”⑨

      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革命性科学,“不仅意味着它是一门为社会和政治革命服务的科学,而且表现在处理问题的方法论革命上。我们现在普遍所知的马克思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思想,并非是对预先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旧问题提出新答案,而是以一系列新问题彻底置换了旧问题”。⑩ 但在美学方面,马克思却没有完全置换资产阶级美学的问题域。这样,后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便无法从马克思那里汲取到真正属于马克思的美学问题域。而现实语境的改变,又使他们不得不从社会、政治、经济转向文化、美学的理论探讨,这就更难以提出切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因此,他们的理论只能是“关于马克思的而非属于马克思的,他们力图通过其他哲学理论体系重新解读马克思,像把马克思与黑格尔联系(卢卡奇)或与席勒联系(马尔库塞)而导出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便都属于这种情况”。(11) 这样,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丰富的美学传统,坚称可以挑战资产阶级的文论和美学,但实际上,这些美学传统更多地展现出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问题域,是通过转借已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批评和美学体系而发展起来的,遵循的依旧是资产阶级美学的轨迹,而偏离了马克思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革新:“社会化与历史化的逻辑”。(12) 这样,资产阶级形而上的、唯心主义的美学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主义文论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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