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0)06-0030-08 本文所说文体主要指的是体类（文类）之体。文体在特定场合、条件下要承担具体功用，我们称之为该文体的“文体功能”。文体功能有实用与非实用两个层面，其状态因文体而异。笔者认为，研究古代文体特别要将文体看作内涵丰富且不断变动的历史“活体”，即每一种文体都萌发于特定的历史土壤，活跃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具有特殊的功能用途以满足特殊的精神需求，进而形成自身独特的修辞方式，并最终以文字的方式“塑形”。一旦上述条件不再存在，该文体也就渐渐失去活性，逐渐消失或者调整、演变并孕育出新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过程中，文体功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文体都有具体的实用功能以及特殊的适用语境，文体的体制、风格以及修辞的选择都因此受到制约，而其中很多文体的流变又是基于文体功能的转变。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体在功能上有独特性，即许多文体都萌生于古代礼仪文化制度，它们以其独特的潜质发挥着解释礼义、装饰礼仪等特殊功能，在构建群体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文体自身也有特殊的发展轨迹，因此从功能入手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文体的独特性。 近些年来，古代文体研究受到特别关注，也相继有大量优秀成果问世，但毋庸讳言，许多研究还处在相对零散、随机的状态；缺少对古代文体发展的历史语境作自觉、细致而全面的追溯，致使很多文体面目模糊；或以文学标准筛选研究对象、判断文体价值，将许多文体排除在研究视线之外、或仅作为文学研究的“注脚”。本文认为，从文体功能入手研究古代文体有助于研究观念的调整，亦有利于文体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这里不避浅陋将相关思考整理如下，以就教于方家，更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更深入的探讨。 一、文体功能——“体”的潜在要义 文体及其文体功能存在共生的关系，从功能入手常常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准确地了解古代文体的渊源、体制、风格，进而在文体辨析、分类方面寻找到更加有效的途径。古人论文辨体，很多都是基于文体功能展开论说的，只是很少明确进行理论表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文体功能是不言自明的，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我们对于这一点就相对陌生，遂对诸多文体产生隔膜。 首先，源于功用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基本方式。 不同场合下的行为方式需要有不同的言语表达，这是文体生成的最基本动因。一般而言，各种语言形式手段都有成为文体特征的潜势，但只有在情景中具有一定功能的形式手段才可称为文体特征，进而才能有文体的确立，因此，文体总是指向特定行为、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中国古代文体功能尤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较早就建立起繁缛的礼制，有相对成熟的公文运作制度，对言辞发布人员身份、发布场合以及话语的形式、内容都有特定要求，这些要求既是出于内容表达的需要，但更是出于“得体”、“合礼”的礼仪性需求，故特定言辞与特定情境当中的特定功能行为之间就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古代早期文体如颂、诰、命、誓、祝、诅、谥、诔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从文体发生的角度来看，文体与其功能是相伴而生的，某一种文体活跃的时候，一定是该文体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的时候，而一旦社会文化语境不再提供其发挥的土壤，尽管其文本形式还被保留、阅读和流传着，实际上它的原始功能已经失去，严格说来，该文体已经失去其原有的生命和活力了。 也许正是基于文体及其功能间的密切关系，追溯文体起源、关注其最初功能就成为古代文体论者认识文体、辨析文体的基本出发点，如李充《翰林论》：“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①挚虞《文章流别论》：“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②萧统《昭明文选序》：“箴兴於补阙，戒出於弼匡。……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③等等。而刘勰所明确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④的论文宗旨，更将古代文体功能鲜明这一独特性质所决定的最佳研究方式揭示出来。 其次，文体功能对文体的内容、体制、风格也有决定性影响。 文体是在特定语境当中产生的，说什么、怎么说都受此制约。如盟誓是面对神灵所做的承诺和保证，它从原始诅誓咒语发展而来，凭借参盟者对神祇共同的崇拜和敬畏而产生效用。故刘勰谈其内容风格时称“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⑤而盟誓中经常出现的“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柞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⑥等套语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进行威胁、恫吓，又带有巫术咒语的典型修辞特点。 在古代文体论述中，有关文体风格谈论最多。表面看来，文体风格是区分文体的直接参照，但实际上相关论述大多建立在对文体功能的认识之上，有些甚至直接将文体功能与风格并列而谈，如前引李充《翰林论》中对赞、论、议奏等的解释就是如此。也有一些论述并非直接谈及风格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但文体功能仍是其出发点，如陆机《文赋》曾分别谈及十类文体及其风格特点，论述中他采用了两种解释方式：一是将文体功能和文体风格并列而谈，如解释诗、赋二体，认为诗的“绮靡”以及赋的“浏亮”就是“缘情而发”或“体物而作”的产物。二是直接谈及文体风格：“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陆机抛开功能而仅就风格谈文体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该文旨意不在辨体，而是要结合切身体会，对文人创作过程当中种种规律和技巧加以总结阐发，对其中难以言传的微妙之处作感知性的生动描摹。但尽管如此，这些论述还是建立在娴熟把握文体功能差异的基础上的，对此，几百年后的李善曾有相当妥帖的解释，他说： 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 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