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批评理论的可能

——以广义叙述学的时间讨论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毅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博士,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文学教授,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形式论、符号学和叙述学。电子邮箱:zhaoyiheng@gmail.com,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当代外语研究

内容提要:

近十多年来,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正在扩展成一种具有相当普适性的“批评理论”。批评理论有四个支柱,其余都是其延伸。只要我们回到四个支柱理论,我们就不会永远陷于“不是跟着说,就是自言自语”(固守19世纪之前的本土思想语汇)的两难之境。事实证明,中国学者能够对建立一个普适性的批评理论做出贡献。本文试图在广义叙述学范围内讨论叙述时间:叙述是意识把握内在时间的基本方式,只有在穿越叙述行为、叙述文本、叙述的接受三个环节的交互主体关系中,这种时间向度才能充分显现。叙述的贯通时间向度可以有三种:过去向度(小说、历史)、未来向度(广告、预言)和现在向度(戏剧、电影、电视新闻、电子游戏等)。西方学界之所以无法处理各种叙述体裁的独特时间问题,是因为他们受制于西方学术传统以及西方语言的时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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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0)07-0002-08

      1.为什么是“批评理论”?

      关于广义叙述学的主要框架,笔者曾在几所学校做过演讲,也在叙述学的专业会议上做过发言,但得到的反应却是一片沉默: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驳,更不用说著文支持或驳斥,似乎这个议题中没有任何值得争论的内容。但是对小说叙述学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西方学者已讨论多年,中国学者的争论也很热烈,争论的中心似乎是:谁对西方理论的理解更正确?对这种局面只有一个解释:中国学界还没有准备好把批评理论变成世界批评理论,最大的雄心也只是用中国古籍把批评理论“中国化”,而这种做法对于建立一个现代批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一百年来的两难之境不是接着西方人说,就是自言自语。难道中国学界至今缺乏提出全球性新课题、思考全球性新课题的能力或雄心?

      世界批评理论的出现,取决于非西方学界对自己工作的基本态度。创立一个世界批评理论,首先要求我们不排外,把全部批评理论(而不只是19世纪末之前的中国文献)当做“自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等着接受批评理论世界化,这个前景需要我们积极参与才能实现。

      中国的大学必开的三门课程是《中国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前两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同是文学,却成为完全不同的学科。分开它们的鸿沟有两条:首先它们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批评语汇,互相不能兼容;其次它们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学说:《中国文学理论》讲到19世纪末为止,至多到王国维结束,没有“20世纪中国文论”;而《西方文学理论》虽然从古希腊讲起,重点却在20世纪。《文学理论》课则不是前两门课的综合,而是将两者分别陈述。但是该课程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中西合一的批评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我们正在做的。因此,笔者在这里提出开设“世界批评理论”这一学科,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承认事实,只不过是提出了几点新的看法。

      首先,这门学科应当叫什么?古代汉语中没有“文论”这个双声词,但这个“文学理论”的缩略语却在中国学界广为接受。1960年代以来,这门学科的重点已从文学转向文化,“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已经使“文论”面目全非。“Literary Theory”一说已不适用,不仅文学批评已多半是“文化进路”,而且研究对象也是整个文化。近四十年来,文学系、艺术系、传媒系、比较文学系,乃至哲学系,都转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在各国学界为如何命名这项全球性新课题伤脑筋时,中文却以一个模糊双音词安之若素,“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都是“文论”。可见,“文论”本身的发展,让中国学界得了这个缩写词的便宜。

      最近十多年,情况又有发展:这门学科目前又在溢出“文化”范围,把有关当代社会演变及全球化政治等课题都纳入关注的范围。因此,近年来这门学科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这一名称原来一直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称呼自己理论的专用,直到最近,其指称意义才开始一般化。中文倒是可以避免这一混乱: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及其发展译为“批判理论”,而把广义的Critical Theory译为“批评理论”。这个名称在中国也开始为学界所接受,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①。

      的确,这次改名是必要的:该理论体系及其应用范围已覆盖并超越了文学/文化的领地。先前各学科至少界限比较清楚: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文化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因研究对象不同而界限分明。比较文学在全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跨学科研究的推崇,反而促进这种界限的模糊化。当代文化的急剧演变,以及这个理论本身的急剧演变,迫使这个理论体系改变名称。批评理论的目标学科宽泛得多:文学基本上全部进入。当然过于技术化专门化的文学研究不算;文本源流、考据训诂等传统学术依然是语文学科的核心,不属于批评理论的范围。

      各种文化领域(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美术、戏剧、电影、电视、歌曲、传媒、广告、流行音乐、各种语言现象、时尚、体育、娱乐、建筑、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甚至科学伦理(克隆、气候、艾滋等)——的研究都是批评理论目前讨论最热烈的题目。同样,对广告等进行专业技术的讨论则不属批评理论。只有当它们成为批评对象时,才进入讨论的视野。

      而文化领域之外,政治经济领域却越来越成为“批评理论”的关注点。全球化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受制宰问题、“文明冲突”、意识形态、世界体系、第三条道路问题、贫富分化、穷国富国分化、东西方分化、弱势群体利益、性别歧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批评理论特别关注的目标。而要用一种理论统摄所有这些讨论,则这种理论一方面不得不接近哲学的抽象,例如德勒兹(Gille Deleuze)的以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与资本主义对抗的解放哲学;另一方面这种理论不得不越出“文化”的非行动界线,如近年的性别政治论(Gender Politics)。

      因此,在许多同类的文集、刊物、课程提纲及教科书中,我们会发现所选内容大致上三分之一为文学理论,三分之一是文化理论,还有三分之一与人类问题有关的哲学(福柯称为“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s)。这样看来,“文论”(哪怕是文化理论)这一名称也已经不合适这门学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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