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美育”的建构

——檀传宝教授访谈录

作 者:

作者简介:
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徐承,杭州师范大学《美育学刊》杂志社,浙江 杭州 310012 檀传宝(1962-),男,安徽怀宁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德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德育研究;徐承(1980-),男,浙江长兴人,杭州师范大学《美育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美育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0012(2011)02-0006-12

      徐承(以下简称“徐”):檀教授您好!作为我国教育学界的知名学者,您在德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您提出的“德育美学观”和“欣赏型德育模式”,把德育和美育结合在一起,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想对您作一访谈,请您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的“德—美育”思想。

      据我所知,檀教授跟美育结缘始于您的博士论文《德育美学观》。在此我们想请问檀教授,您当初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怎么会想到从美学、美育的角度切入去研究德育,从而展开了您长远的学术生涯?

      檀传宝(以下简称“檀”):关于我为什么从美育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德育,提出“德育美学观”和“欣赏型德育模式”,这个问题我过去也反复想过,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三点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个人经历的原因。我做过很长时间的文学青年,从大学时期开始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也做过地方作协的会员,所以文学情结很深。原来我没有想要做学者,过去一直想当作家,所以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还有文艺理论、美学方面的著作。这样的阅读经历为我后来的治学道路作了一些不自觉的积累。我在做中学老师的时候,是教政治课的,但我的政治课有一个很大的特色,跟一般老师的政治课不一样,就是我的政治课非常受学生欢迎。而学生喜欢我的政治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课相对来讲比较有文学青年的特性,比如说激情、感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有美感的。文学为我的课,也为学生的人格养成带来许多正面影响,这个应该讲是非常有益的一个经验。我所在的那个学校,学生成立文学社的时候,请的顾问是我,而不是他们的语文老师。这个荣誉不是官方授予的,而是我个人的民间威信的体现,也说明我的课本身有吸引力,学生确实喜欢。除了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以外,还有一个比较俗的检验标准。那就是高考。我带的班没有哪一届在高考的政治考试中失败过。我的课并不是用题海战术取胜的,之所以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喜欢我的课。我在高中教政治是从1983年到1991年,在那个年代,很少有学生不排斥政治课。所以这个经历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在我去读硕士和博士之前,我已经先有了这样不算很自觉的讲求审美的中学教学经历。至于后来我所思考的,比如说,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具有某种可欣赏性,那是一种理论的反思的表达,但它起因于我最初的教学实践。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理论上的。理论上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先讲第一点。我虽然从1993年开始读博,但其实在1991、1992年,还在北师大读硕士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写类似(“德育美学观”或“欣赏型德育模式”)的论文,但是因为提前攻博而暂时放下了。然后我到南京师大读博,鲁洁老师问我未来三年希望做什么样的研究,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写一本“德育美学”。当时做这个研究的原因,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实践中我尝到过甜头,因为这个东西搞一搞以后,德育有可能吸引人,实效性会提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我当时对德育的批判有关系。中国德育的最大毛病之一,当时在我看来,在于功利主义盛行。功利主义又分两种,一种可以说是国家和社会的功利主义,就是国家和社会在考虑德育的时候,尤其在政治层面,虽然没有谁这么说,但实际上基本不承认德育有其独立运行的规律。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改变(德育的)教材,那就意味着德育的标准是可以随便更改的,完全不同于数学,数学是不可能被随便改的。那也就是说,德育的课程体系基本上被当成一个工具,失去了自身运转的规律,其存在仅仅是为别的事情服务。这种国家和社会的功利主义,是长期以来中国德育实效不能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德育成为工具以后,其规律性就得不到尊重,那么形式主义的、强制灌输的东西都来了。另外一种我把它称之为个人功利主义。这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很多人用功利的东西来说明道德。他们认为之所以要遵守道德,主要是因为对自己有好处。实际上我们也承认,从总体上讲,遵守道德的人获得幸福的概率会相对高。但是完全用功利去解释道德,这个道德就变成相对主义的,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有一个前提是,如果没有这个好处就可以不遵守。实际上,用功利去解释道德,或者用功利的刺激去增进德育的时候,会越来越远离德育和道德人生的本质。因为道德是有超越性的,它要用超越利害的方式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跟用经济的手段去处理利害关系是相反的。比如说,A、B两个经理在谈判的时候,A要从B那儿获得最好的条件,B则希望从A那儿获得更好的条件,他们每个人都把利益往自己这儿拽,拽得越多说明这个经理越厉害,这是经济的法则。可是道德法则不同,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父慈子孝”,父子两人都口渴的时候,父亲和儿子互相推那个杯子,都把水往对方那儿推,那才是道德。所以如果没有这种超越性的解释的话,道德就可能被庸俗化,最终被功利的逻辑消解掉了,不再有真正的道德、不再有真正的道德生活。那样的道德教育注定是没有效果的,因为道德最后被还原成了赤裸裸的交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中国的德育搞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功利主义盛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的经历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用非功利的东西来治理它。非功利的东西在我看来,至少审美是很重要的一项。审美活动本身具有非功利性,它不是对物质的占有,它欣赏的是事物的形式方面——这在我以前长期性的阅读过程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要对付这个功利性的德育,就要去找非功利的药方,要从美学那儿,从审美活动那儿去寻找灵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