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解决问题的单一方式产生怀疑标志着智慧的开端 Michel Serres，《知识的游吟诗人》，122 Serres在上面这句话中提到了智慧，这是当前西方思想体系中很少用到的一个词。作为一位法国的哲学家、社会批判家与混沌学家，Michel Serres不仅反对用单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认为这种用单一方式解决问题的思想已经在西方思想中占据了甚至可以称之为猖狂的主导地位。这种所谓“正确”(rightness)的传统在西方思想中已经取代了智慧的传统。在写下上面那句话时，Serres首先谈到“智慧把适度(moderation)作为行为的标尺”，一种为古希腊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推崇却几乎被他们的追随者们所抛弃的品质。当然适度不是古罗马帝国及其遗留在西方宗教与思想上的烙印的一部分(Serres，《罗马：奠基书》，1991[1983])。适度也不是数百年来世界殖民统治中西方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为西方势力在过去几百年来不知节制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悲剧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Serres写了《知识的游吟诗人》(The Troubadour of Knowledge，1997[1991])一书，希望“[作为西方闪亮之星的]科学能够学到一种其他强权永远不可能学到的包容百川的智慧，[从而]能够阻止产生一个一元化的、疯狂追求逻辑理性的悲剧世界”(122)。这些话值得我们一读再读。Serres所说的“疯狂追求逻辑理性的悲剧世界”指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包括(追随其“科学主义”的)理性思想和对于确定性而非智慧的迎合。很难确定地说西方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崇尚智慧转向追求确定性。希伯莱旧约圣约中多次谈到智慧，甚至发展出所谓的智慧文学，包括圣经中的《约伯记》、《箴言》、《传道书》和《所罗门之智慧书》(参见1989年第二版的网上《牛津英语辞典》定义5，2010)。所罗门王在犹太与西方典籍中都以他的智慧而闻名。实际上，《箴言》书和其他(从公元前10世纪到6世纪的)关于智慧的文学作品组成了犹太思想的核心部分。即使是极其推崇理性并追求确定性的古希腊人在他们的文化中也有关于智慧与愚蠢的荷马故事。在《确定性的终结》(1997)一书中，伊利亚·普利高津谈到了(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及其对于类似于神的完美或者说一种确定性的追求。阿喀琉斯的这种追求最终使他放弃了专属于人性的美德及其在人世间的兴衰浮沉。当他没有得到所想要的东西时的暴怒导致了他的死亡与希腊人在特洛伊之战中的耻辱以及特洛伊城自身的灭亡(186)。作为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里的另一个人物，奥德赛却选择了人性(humanity)在尘世间的浮沉。在经历过20年的颠簸流离和拒绝了与海上女仙Calypso永远生活在一起的诱惑后，奥德赛终于返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德赛选择了生命，而阿喀琉斯则在无意中“选择”了死亡。西方文学中的人物总会偶尔展现智慧，而古代神祇则从来不会，因为智慧要求谦卑。① 在《对于确定性的追求》(1960[1929])一书中，约翰·杜威提出人类害怕不确定性，他们希望感到安全；确定性——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能提供这种安全感。强调永生的基督教也有助于提供这种安全感。当人们相信因为自然本身是遵循数学原则来设计好的所以能够通过数学推理来认识自然时，他们也会产生这种安全感。(17世纪早期与中期的)勒内·笛卡尔是西方理性分析思想的奠基人物之一。他相信他有着唯一的“在科学中运用个人理性与追求真理的正确方法”(1950[1637])。这种方法及其威力建立在“一长串的数学推理步骤”之上，笛卡尔相信上帝不会欺骗严谨的理性思考者的信念又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方法的说服力，而他本人就深信这一点(1950[1637]，27)。Serres在《赫耳墨斯》(Hermes，1983)一书中打趣笛卡尔，把他比作一位永远有着上帝眷顾(27)因而总是赢家的弈者——有着绝对的力量并能理解自然的内在规律。这种“自然的数学化”(mathematization of nature)及其对于一位完美不变的全能上帝的信仰是16、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的一大特点。这种Alfred Crosby(1997)称之为测量思想的意识随着机械钟表的发明而盛行于14世纪早期，成为笛卡尔所处时代及笛卡尔本人的一种执念，并在伊撒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1729的各种版本)中最终实体化。② “希望上帝能使我们远离单眼思维与牛顿的沉睡” William Blake，1802，《给Thomas Butt的信》 约翰·杜威(1960[1929])对西方的这种“单眼思维”(single vision)及其对于理性确定性的追求提出了一种很有趣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哲学继承了希腊关于知识性质的框架系统”[即把知识分为观念/理性知识与实践/实验知识两大类]。“但这些又是由希伯莱与[尤其是]基督教为媒介继承而来的”(51)。结果是强调实验(这也是杜威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特色之一)的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诞生于宗教传统之中。道德伦理上的“宗教正确性”暗含着科学实验主义中经过论证的推断的正确性。这种科学活动有着一种新的气息，即宗教上的确定性。简而言之，科学取代了上帝；或者更准确地说，科学家提出的“经过论证的推断”包裹在宗教的正确确定性的外衣之中。在A·N·怀特海巧妙的措辞中，理性(思考)现在成为“单眼”(1967[1925]，59)；它不能反省自身或是进行积极的反思，也不能质疑自身的基础诊断或是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不是“疯狂追求逻辑理性的悲剧世界”。西方科学所采用的步骤为人们所盲从，因而令人讽刺地变得僵死且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杜威永远不想看到的，也是一直予以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