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本土政治学之滥觞

——重读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忠权,湛江师范学院 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刘忠权(1968-),男,土家族,贵州江口人,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政治学研究。

原文出处: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不仅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中国本土政治学的生成具有重大意义。它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的理论判断及命题,对中国政治与制度发展的价值和路径进行探索,形成了同中国本土政治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原则,是当代中国本土政治学发展史的滥觞之作。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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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1)02-0069-06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刚刚启动,如何构建一种民主、理性的政治生活格局,以促进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国家不再重蹈“文革”覆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的急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当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以下简称《改革》),对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诸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1]178。时光过去了30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邓小平在《改革》中所阐发的系列观点,显示出弥久愈新的价值。也可以说,他对中国政治宏观结构性问题的描述,就当时而言是“出题”,而现在仍面临一个艰难的“破题”过程,至于真正的“结题”,还是未来的事。所以,《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

      从一般意义上讲,《改革》讲话自诞生以来,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于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来讲,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但本人一直认为,政治学界对《改革》的价值理解、挖掘不够,没有充分从中国本土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意义上来体认它,只是把它看成中国政治问题的官方宣示。笔者多次展读《改革》,在震撼于其深邃思想和宏观视野的同时,深切体会到,《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学理论价值。它不仅对中国政治问题作了全方位描述,而且初步形成了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同中国本土政治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原则和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政治学的滥觞之作。本文重温这篇讲话,挖掘、思考蕴含在《改革》中的政治学理论价值,以作为对这篇讲话30周年的纪念。

      一、《改革》讲话的背景及内容速描

      《改革》的出台在当时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但社会政治领域面临严峻的形势。党政机构臃肿,各级部门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领导干部年龄普遍老化,文化水平偏低①。党政机构运转缺乏活力,工作被动的“等、靠、要”。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非常短缺。党政不分、党企不分情况严重。党内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普遍存在。另外,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势力不甘失败,针对党的高层干部老化的现象,提出了“十年之后”再看的预言。总之,当时的政治与干部状况同社会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政治的结构安排同政府新的功能需要高度不协调。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有效推进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作了《改革》讲话。

      《改革》讲话分五部分。一是具体谈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问题;二是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作了价值思考;三是对党和国家现行制度弊端的深入探讨;四是对制度和体制方面各种问题的文化寻根;五是酝酿考虑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总览讲话,既有对当时亟待解决问题的具体说明,如调整国务院人选,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和干部新老交替问题等。也有深入的理论探讨,比如解决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创新问题,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权力集中和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原因的思考等。还有操作性的政策安排,如提出修改宪法、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强有力工作系统,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等。《改革》讲话高屋建瓴,邓小平将其长期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观察和盘托出,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高度,还有历史追索,真正做到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结合,是其思考中国政治问题的系统结果,对解释中国政治现实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改革》讲话的政治学理论意蕴

      《改革》讲话除了具有呼应时代需要的对策性、操作性内容之外,还具有丰富的政治学理论价值,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的理论判断或命题。可以说,近30年中国政治学界的许多理论创新,其实都是对这一“元”理论的展开。遗憾的是,我们在关注中国政治学理论命题的演进,思考构建中国本土政治学分析框架的时候,对《改革》尚缺乏充分的发现。

      (一)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种中国政治现实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并流行开来②。它以国家和社会的二分为前提,将特定时期的政治格局及制度安排视为两者关系的某种均衡。许多学者以发现新大陆的热情,渲染该理论的价值。但我认为,早在《改革》讲话中,邓小平就已经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问题,认为国家不能干预社会事务。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2]328这儿涉及两类主体关系的分野,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同代表社会的企业、事业及社会单位。这事实上就是指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它们角色不同,功能也不一样,国家不能包办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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