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学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以来，已经成为一门热门学科。特别是在美国，研究学者很多，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已经成为一门可以运用实验、统计等实证手段加以研究的精密学科。美、英等国一些大学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毕研韬，2009)。我国最早研究政治传播学的是台湾学者祝基滢，他在1983年出版了《政治传播学》；1991年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成为大陆最早研究政治传播学的学者之一。随着政治传播作为现代政治运作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政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研究现状：主要内容与理论观点 我国学者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观点。 (一)政治传播学学科基本理论 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明确定义、研究对象、历史与现状、研究方法等学科基本理论。对于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基本理论研究，较为系统的是邵培仁的《政治传播学》、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概论》和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同时散见于一些关于政治传播学的论文中。 由于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至今没有一本书被冠以“政治传播学”的名称，学者们多使用“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研究”这样的概念，而不使用“学”，所以说，我国学术界在引入西方理论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权威的定义。而我国学者虽然使用“政治传播学”这一概念，但对这一概念明确下定义的并不多。邵培仁指出，“政治传播学是从变动着的政治传播活动系统的整体出发，以人的沟通行为为核心，综合研究政治传播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与操作的谋略和技巧的社会科学”[1]。李元书认为，“政治传播学是研究政治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传播行为与政治行为交汇而成的政治传播的本质、功能、过程、形式和发展趋势的行为科学”[2]。不难看出，二人在定义“政治传播学”的时候都用到了“政治传播”一词，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定义是不够严谨规范的，因为“顾名思义，‘政治传播学’就是研究政治传播的科学”[3]。这就要求厘清“政治传播”的内涵。对“政治传播”的界定，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传播就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李元书，2005)“政治传播是指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荆学民、施惠玲，2009)从传播学的角度，政治传播被界定为一种传播过程，具有代表性的有：“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治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行为与过程。”(鞠丽华，2007)“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讯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郎劲松、侯月娟，2004) 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领域，李元书概括了四种观点：选举研究说、关系研究说、文化研究说、整体研究说。他从各自的研究领域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应由11部分构成[4]。其中“整体研究说”是邵培仁的观点，与此相联系，他把政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大系统：政治传播的本体系统、内容系统、载体系统和外部情况[5]。 对于政治传播学历史阶段的划分，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我国学者对此只是介绍了国外的观点，并未分析取舍，如张晓峰、荆学民和李元书都介绍了政治传播学在西方有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20世纪60年代形成两种观点。而对于我国的政治传播学历史，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最早的是1983年祝基滢出版《政治传播学》。还有学者将这20多年分为三个阶段，并以2000年以来为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阶段，认为2001年复旦大学政治传播学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标志着政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被学术界所承认(刘源，2008)。但也有观点认为我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并分为萌芽期、低潮期和勃兴期三个时期(郑一卉，2005)。 我国学者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虽然各有表述，但大同小异。对研究意义有的是概述，如邵培仁(1991)认为政治传播学是政通人和的学问，研究政治传播学不仅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而且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周鸿铎(2005)细分了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李元书(2005)列举了七条现实意义。周建国(1997)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政治传播的五大功能。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已有的论述都认为应实现多元化和综合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还有学者“从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传播学的重要拓展说起，着重强调了比较研究视角对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价值，呼吁学术界对比较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相应指出了比较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6]。 (二)政治传播的范畴 对于政治传播的要素，我国学者基本按照拉斯韦尔的“传播的五个W”理论，分为政治传播者、政治信息、大众媒介、受众和效果五个基本要素。学者描述了政治传播者的一般特征、类型、地位和作用等(王士俊，2003；李元书，2005；周鸿铎，2005)。对政治信息的研究，与界定政治传播一样，政治学者概述了政治信息的含义与类型、分布、选择与控制、利用等，而传播学者则发挥专长，详尽论述了政治信息的采集、编排与传播(王明华，2001；李元书，2005；周鸿铎，2005)。政治传播中的大众媒介的研究较多，国内政治学者在论述西方政治制度的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大众传媒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党报、社论等。主要涉及政治传播中大众媒介的含义、类型、特点、作用等。政治传播受众研究的理论主要是受众的特点、类型、心理分析等。还有学者“针对目前政治形势下受众参与缺位、参与冷漠现象，从传播过程的外部变量因素以及信息经济学对受众‘心理—行为’逻辑进行剖析，提出走出困境的新路径”[7]。政治传播的效果分析，主要是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提升政治传播效果的途径和政治传播效果的评估等，其中关于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的研究，既有从政治传播中人的角度，也有从政治传播中大众传媒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还有学者具体论述了政治传播有效性的策略(徐虹，2004；王敏，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