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五四文学思潮时，我们习惯于把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而这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与之对立的仍有一个庞大且不无生命力的旧文学阵营。分析五四文坛，这无疑是一种意念中的假设。很明显，旧文学在当时不但创作毫无起色，而且理论辩驳也毫无生气。作为强大的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实在是强其所难。 而倒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却不断传出迥异的声音，乃至发展为不同思潮的严重对峙。如果再笼统地以新文学大的标准统称其为主潮，无疑会消弥这事实上的分野状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顺应它的感召而诞生的五四“启蒙文学”，因其初步显示的社会革命动机和政治功利追求而成为中国现代独尊现实主义主潮的源头，从而与“为艺术”的浪漫文学分道扬镳。这就形成了五四新文学阵营内部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启蒙的与浪漫的。 一、思想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学主潮 在开始进入论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纠正一个错觉。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发轫于“五四”时期的、因引进西方文化思潮而爆发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学革命正是其现实的表现形式。甚至有的论者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混为一谈，这当然是一个错误。 事实上，“启蒙”在中国近代的戊戍变法时期已经开始，只是当时的范围还很狭窄，方向还欠明确。只是到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革新乃至革命运动的失败之后，国人面临被“从‘世界人’中挤出”之时〔1 〕，志士仁人们才感觉到其紧迫性和重要性。所以，严格地说，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是民族本身长期郁积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历史走入现代后必然的选择。而五四文学革命，如果排除形式方面稍带偶然性的变革，其观念的衍生也不是突兀而成的。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首先是戊戍变法时期，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剧改良”等运动。他们视文学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具有浓重的“文学救国”色彩。这种满蓄民族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不但构成了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构成了五四新文学观念的一个基础。其后，王国维引入叔本华、康德的哲学、美学思想，强调“超然于利害之外”的“文学自己之价值”，反对梁启超等“视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体现了真正现代意义上文学自觉意识的苏醒。到了《新青年》同仁时期，新的文学观念已基本形成。它兼容并包了先前梁启超和王国维观点的精髓，不但强调文学在开启民智进而在改良社会中的功利作用，而且呼唤一种现代的新文学的诞生。 不难看出，文学在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衍革是顺应“启蒙”需要，在思想启蒙的不断推动之下发生、发展的。只是到了“五四”时期，白话代替文言为文学的表达工具之后，才显示了其“革命”性意义。 现在我们切入正题。 “五四”，作为近代思想启蒙郁积的一个爆发口，无疑是源于急迫的救亡图存的需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运动的价值取向首先是历史的与政治的，而非文化的、审美的；而五四文学革命，作为近代文学观念衍革的一个飞跃，无疑是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呼求和推动的结果。但是，一旦这种新文学得以诞生，它同时就具有了自我的本体意识和独立品格，这就意味着作为新文学操作主体的作家拥有了不同价值选择的权利。而从近代衍革下来的急切的功利追求——审美追求的二律背反模式恰好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应启蒙运动的呼唤和要求，启蒙文学特别重视文学的“器械”作用。傅斯年曾直接地表白说：“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2〕这说明， 启蒙思想运动看重文学的是它的“感动力”，其目的是利用它开展思想革新。鲁迅也曾自我表白： 我也并没有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3〕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4〕 所以，尽管当时在理论上打倒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呼声很高，但在事实上，启蒙文学不仅变相继承而且又强调了这一传统。周作人期望于新文学的是用它宣传人道主义、辟人荒；李大钊想用它宣传“劳工神圣”、平民主义；沈雁冰提倡用它宣传德谟克拉西。正如郑振铎后来所说，我们反对文艺载那个道，而提倡载这个道。 从理论上讲，界定一个文学思潮是否当时的文学主潮无非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这种文学思潮对时代主潮的切合程度；二是这种文学思潮在当时创作的成果及影响程度；三是这种文学思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文学潮流中所处的位置。 很明显，启蒙文学寄望最高的并非是什么现代的新文学的建构，而是国家、民族的新生与强盛。在这一点上，它刚好迎合了启蒙思想运动的时代主潮对文学的基本要求。其创作在当时不但成果丰硕，而且影响相当广泛。先是鲁迅的启蒙小说，它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把唤起民众的觉醒同改造社会人生、改造国民性同探讨辛亥革命的教训，个人解放同整个国民的解放联系起来予以考察；以深广的历史内容、崇高的功利目标和高超的审美追求的实现代表了启蒙文学乃至整个新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同一时期新潮社作家的创作尽管不乏幼稚粗糙，但也“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