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近期在泉城济南举行。一百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有来自全国八十余个大专院校和研究部门的文艺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美国、印度、香港、澳门的国际友人和境外学者，会议就文学艺术及文艺理论的现状及走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西文化和文艺理论的双向交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命运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一） 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许多学者就文艺理论的现状发表了看法，认为新时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和文化开放，由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我国文艺理论界在许多方面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展。经过“拨乱反正”，我们成功地纠正了以往理论思维的偏颇认识，而且努力清理我国古代文化的丰富遗产，引进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种种新成就、新观点、新方法，并结合创作实践对一系列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程度不同的深入探索，既有许多学者大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文艺学理论体系，也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文艺理论的研究，尝试运用其他观点和方法，去建构新的体系。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少学者对文艺创作及文艺理论存在的问题表示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坛，正在失去应有的刚健骨骼和血性气质，正在加速自身的精神瘫痪症。许多作家、艺术家越过了我们的现实，浮着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泡沫上，或迷惑于脱离大众的先锋意识，或困扰于无可奈何的生命状态，或热衷于纯技巧和摹仿与卖弄。他呼吁“为了我国新文化建设，为了读者，为了文学，为了艺术，为了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明天，中国当代文坛，应该发起一场对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的严肃批判——从文学艺术规则出发进行科学的而不是以往那种蛮横的简单化的批判。”有的学者指出，在文艺理论界有四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一是理论与创作脱节。目前理论大大落后于创作实际，理论界所谓热闹，所谓“欢欣鼓舞”，常常限于“圈内”，没有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第二是中西关系处理不当。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把中华民族固有传统不加批判的奉若神明，宣扬一种“新国粹主义”；另一种倾向是五体投地拜倒在西方文论脚下，主张全盘西化。第三是古与今割裂。搞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对自己的老祖宗基本上是两眼漆黑，既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搞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对现在的文艺实际和理论状况又很隔膜。第四是“知”与“思”的失衡。有相当多的著作或论文停留在“知”的层面，缺少“哲学”的深度。并指出在本世纪最后几年以至于21世纪，应该在这四个关系的结合部寻找突破点，求得突破。 关于文艺理论的未来走向，与会学者在发言中指出，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整体，若是解决了目前我国文艺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为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未来做出了贡献。有的学者认为，中国20世纪的文艺理论，在发展的逻辑演变上直接越过了19世纪，因此要确定文艺理论的未来走向，就必须将19世纪与20世纪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演进加以对照、融合，从中寻绎历史与逻辑脉络。有的学者认为，建构文论四要素（作品、作者、读者、现实）的实体性含义正在弱化或消解，逐渐还原为没有实体性含义或非实体主义的考察角度和审视方位。文学理论中的非实体主义倾向当前正方兴未艾，必将契入21世纪。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正在实现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向文艺学本位话语的转换。这种转换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文艺理论的“边缘化”，二是文艺学科建设的深化。并指出文艺理论的深层变革，要解决两个方法论问题：首先要放弃对文艺理论的“科学性”的追求，其次是超越认识论的认知模式。此外，还有的学者在发言中指出：文艺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手段，这将是文艺学在未来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计算机在文艺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将使文艺学研究在资料保存、信息反馈、传播媒体、国际交流等方面，加速实现现代化。 （二） 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在谈到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时指出：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古代文论研究队伍迅速壮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研究的范围不断得到拓展，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论著。同时也指出：一些研究者的论著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将古代文论作为理论史上的遗迹加以处理”的阶段。同时，在中外文论的对接上，缺乏一种对理论术语和范畴的历史演变及内涵变化的清理与把握。此外，古代文论研究没有与同中国古代乐论、画论、书论等艺术论研究打通；与文化研究结合虽愈益增加，但流于宏观研究的多，从细微处入手小中见大且显出雄厚功力的少。 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少专家也陈述了看法。有位专家从天一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大天（自然之天）、中天（天子之天）、小天（个人奉行之天）三个概念，认为三个概念分别对应三种文化人格。大天接近于道，以顺应自然为特征，《庄子》中的庖丁可为代表；中天以社会性为主，以对抗性为特征，诸葛亮可为代表；小天以个人性为主，以顺情适意为特征，“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可为代表。这种说法，引起与会者的兴趣，认为这对古代文化人格的分析具有极强的操作价值。有的学者则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思想对中国文学创作原则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儒家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启迪者和推动者，道家是浪漫主义的源头。儒家的“入世精神”、“参与意识”，启迪了后世文艺家面向社会现实，但“忠君”思想又妨碍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化。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在情思表现上，与西方有相似之处，但却带上自己明显的特点——“中庸”色彩，具体表现为情为理约，意与景谐。在描写方法上，经历了从“实录”到“逼真”的漫长而艰辛的路程。关于中国诗学，有位学者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诗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规律性的特征。其一，理论批评的繁荣与诗歌文体变革紧密相依。其二，诗学观念多由各种哲学领域引入，经过创作实践的溶化陶冶，又向艺术哲学升华。其三，传承中有变，变中有传承，使中国诗学在内部相对稳定中渐进式发展。此外，这位学者还认为“志”、“情”、“象”、“境”、“神”五个观念体现了诗从注重政教功利向注重审美效应的变化脉络，构成诗歌美学的基本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