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结构主义与中国文论的相遇

作 者:
钱翰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
法国研究

内容提要:

结构主义是西方二战以来的重要文论思潮,并在八十年代以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论。本文试图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引入、接受和融入的过程,并反思其得失。一方面结构主义为中国文论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对中国文论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文论坚持人文主义立场,虽然没有落入西方结构主义的一些过于偏颇的陷阱,但是也使得结构主义的一些核心特征被遮蔽。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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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和西方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发端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于60年代在欧美勃兴的重要跨学科思潮,它把一切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加以分析,几乎在所有人文学科和一部分自然科学领域中构成了重大影响。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文学思想和批评开始“向内转”,内部形式问题成为批评的核心,一批学者试图以语言学的模式发现文学的科学规律,这就是所谓“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文论是西方文论史上一次重大转型,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列维-斯特劳斯①、罗兰·巴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热奈特等众多理论家和批评家。与传统文论相比,结构主义文论有如下特点:

      1)科学主义和内部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是西方文学自二十世纪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科学化”尝试,当时的结构主义先锋学者试图抛弃带有主观色彩的“文学批评”,而成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结构主义诗学所要研究的是文学的深层规律,而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现象,更不是对作品价值的判断和阐释。换句话说,结构主义诗学要研究文学的“语言”(langue)而不是文学的言语(paroles),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使文学作品成为可能的编码和条件,结构主义文论家的主要目标是使自己的研究具有普遍化的适用性。结构主义文论积极吸收其它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数学,体现出强烈的科学雄心,其方法也表现出显著的跨学科性。巴特在《批评与真理》中说:“必须重新分配文学科学的对象。作家、作品仅仅只是以语言为视野的分析的起步而已:不可能有关于但丁、莎士比亚或拉辛的科学,而只可能有关于话语的科学。这门科学根据它所处理的符号,有很多广泛的领域……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学文本提供给客观分析作为材料,但是很明显这些分析将留下很大一堆废料。这个废料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作品中的主要内容(个人的天才、艺术、人性),除非我们对研究神话还有兴趣。” (Barthes:42-43)文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发生了彻底的翻转,由于科学所要求的普遍化和客观化,在传统文学中最重要的价值判断被取消或者被回避,经典作品与普通的文学写作对于作为科学的材料来说没有高低之分,因此结构主义文论家的研究对象常常是原来被认为价值较低的通俗文学。例如巴特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重要论文《叙事的结构分析导论》所研究的就是通俗小说②。《交流》杂志的第8期在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这期刊物的论文的研究对象却是邦德的电影和小说,新闻稿和电影的叙事③。

      与此相应,结构主义文论家对当时在大学教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史研究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后者所关注的作家及其生活是零乱的和无意义的,文学史家的渊博知识虽然客观,但是只有实证性而无无科学性。他们认为文学史缺少方法意识,只是使用常识的推理而已。结构主义文论则以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许多超越常识的命题,安托万·贡巴尼翁在《理论的精灵》④ 一书中就把六、七十年代的文论描述为理论与常识的斗争。根据朗松的规划,文学史试图采用社会学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来实现文学批评的实证主义,而结构主义则否定了这些外部知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转而把文学问题限定在文学语言内部,忽略文学的所指,探索能指的规律。

      2)反人文主义

      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对传统的人文主义提出了强烈质疑,福柯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后,宣告“人已死”⑤。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者缺乏对人的关心,或者说在伦理上不尊重人的价值,而是说通过对文化和意义问题的研究,否定了个人主体是解释文化和意义的出发点。伊格尔顿说:“结构主义是‘反人本主义的’(anti- humanist),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提倡者抢走孩子们的糖果,而是说他们拒绝意义始于并终于个人‘经验’这样的神话。⑥”实际上,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已经对个人意识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提出了挑战,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则完全否定了个人的主体性,因为人类的整体无意识规则相比个人的意识来说是更为重要和具有决定性的,拉康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传统的统一完整的个人自主意识成为“神话”。在哲学问题上,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对“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构主义显然触动到了存在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主体意识哲学的根基,西方哲学从此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占据崇高地位的理性—意识范式第一次让位于非理性—无意识范式,主体哲学在结构主义的冲击之下岌岌可危。

      在文论领域,与此相应的就是“作者的死去”。福柯在《什么是作者》⑦ 和《话语的秩序》⑧ 中,把“作者”作为一种对话语的效应加以限制的功能,而巴尔特则直接宣布了“作者之死”⑨。对于结构主义文论来说,文学真正的问题不是在这个世界生活和写作的个人,而是穿越历史的无意识结构,总之,人类的深层结构比个人重要。个人行为的意义取决于文化结构,而不是他自己,他仅仅只是这个无处不在的确定所有意义运转方式的结构中的一个案例和表现而已。与语言学的语言/言语的二元对立一样,结构主义文论也建立了具体作品和大写的文本(Texte)之间的二元对立,一切文学作品不过是大写的文本的具体表现而已,而文学真正的秘密就是探索这个文本的规律。而作者,作为个人,由于其个别性和无规律性,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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