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12-0120-05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外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建国以来，文学理论的译介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以介绍苏联文论为主；80年代，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转向思想启蒙并以译介欧美西方文论为主；90年代，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把握中开始了与西方文论对话。经由这几个阶段，外国文艺理论进一步与传统文艺思想融合碰撞，这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50-60年代：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 20世纪5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构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需要，中国学界对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走上了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道路。译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上，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都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从苏联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对文艺问题关心备至，常常以理论的形态或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作出直接指导。如列宁、斯大林等人都曾对文艺发展的方向作出过指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卢那察尔斯基、日丹诺夫等人对文艺理论问题也多有论述。30-40年代，于苏联文艺界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联共中央书记，这样的政治地位意味着他的文艺主张实际上代表着苏联官方的指导思想。他强调艺术的思想性、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社会意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上，极力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想理论流派一律概括为“资产阶级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大批判来清理这些观点，对国内持有类似观念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粗暴的打击。 苏联官方对待文艺理论的指导原则，对正在将苏联理论界思想原则奉为圭臬的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度政治化的苏联文论成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依据。这个时期，我国集中出版了以苏联专家编选为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如J·弗莱维勒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米·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卷本）（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①；索洛维耶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曹葆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54）；尼·伊·克拉斯诺娃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等等。这些经典论著的译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储备。同时，在这一时期，在苏联的举荐下，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论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著述，经过系统的翻译和有意识的推介，也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权威地位还体现在文艺理论教材方面的引进。仅50年代，就先后引进苏联文论教科书1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作为“苏联近年来唯一的一本大学文学理论教科书”[1](P1)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等。在此期间，中国也出版了一批自己的文艺学教科书，可基本上都是沿袭苏联理论界的框架体系和语言范式，其中比较权威的如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虽然这些著述可看到创造有中国特色文艺学教材的努力，但仍未跳出苏式框架，实际上是在文艺理论教材编写领域不断重复了“苏联模式”。 与苏联文论译介“一边倒”的局面相比，这一时期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处于弱势。由于苏联对待西方现代理论的否定态度，欧美国家的文论一概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遭到拒斥，中国学界同样效仿苏联，对西方的文艺理论译介不多，主要出版了一些古典和近代文论，有几套具有代表性的丛书或文选值得一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艺理论译丛》②；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西方文学组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下），以及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等等。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组织出版了一些西方古典美学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吴献书译，1957）、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1）、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1958），亚理士多德的《诗学》（罗念生译，1962）等等。以上这些西方古典译著在翻译质量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体现了编选者的学术勇气和非凡眼光，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由于文本的选择也参照苏联模式，一味遵循政治标准和党性原则，使得学术译介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排他性，使得我们对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仍然有着很深的隔膜，甚至闭目塞听，对国外学术界的动态和学科发展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 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译介苏联文艺理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流地位，并决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理论构架、话语模式和评价标准。但由于我们是以俄苏为中介来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因而又陷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苏俄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常常在苏联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画等号，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作家的阐释性论著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最高典范来译介和接受，对其顶礼膜拜。这种盲目崇信必然导致某些误解，例如，受弗里契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机械反映论的阐释，把一些苏联领导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奉为马克思主义来宣扬等等。而相形之下，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的钻研反而不够深入，甚至受苏联某些论著的影响，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与特定的政治气候和特定的传播路径有直接关系，并且它直接导致中国学界对苏联文论几乎全面照搬，对苏联的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几乎全盘接受，缺乏批判性的审视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对除此之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采取新然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必然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产生深刻影响。同时，由于长期固守俄苏文论的指导思想、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均被排除在外，造成中国文艺学研究资源贫乏，话语单一，视野狭窄。随着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冷却，苏联文艺理论又被当成“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已阻断了与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学术联系，只能通过“黄皮书”这样的内部参考资料来了解苏联文艺的发展。至此，中国文论界只能固守早期苏联文论的话语体系，苏联文论依然是中国文论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