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批评派与我们 为什么新批评派值得重视？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必回答：任何在理论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派别都必须重视。问题是为什么新批评更值得我们重视。最近美国有几本文集，新一代的批评家感叹：“讨论具体作品时，我们仍然像个新批评派”；“新批评派仍然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依然在指挥我们”。 对我，对每个文学学生，研究新批评是一个必要的阶段性工作。我们面对的知识集合，就是历史投射在今日的影子：我们无法跳过历史的演变而直接掌握今日，就像不可能不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直接读拉康。要了解现代文论，无法不读形式论，而要想了解现代形式论，就绕不开新批评。 然而，还有别的几个理由，让我们中国批评家更加必须重视新批评派。第一个理由是，这个理论派别与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有缘。我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是中西文学关系史，当年我选择新批评作为研究课题，是由于新批评与中国现代文论史的诸多关联。 新批评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数次留在中国执教，对中国情有独钟；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在西南联大与中国师生共同坚持抗战，戎马倥偬中，靠记忆背出莎剧，作为英语系教材，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则传奇。穆旦，巫宁坤，郑敏等人，4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直接师从芝加哥学派的克兰(R.S.Crane,1886-1967)，埃尔德·奥尔森(Elder Olson,1909-1992)等人，他们算是新批评核心耶鲁学派的论战对象（现在看来他们同多于异），中国学生也不得不熟悉导师的对手。1948年燕卜荪从北京去美国肯庸学院参加兰色姆召开的会议，在今天看来似家常便饭，当时恐怕创造了几个记录：这是新批评唯一的一次国际集会，“文学理论”竟然重要到召开“国际会议”，现在是家常便饭，当时是匪夷所思；二是远道从中国乘飞机赴会，煞风景的是燕卜荪夫妇不得不用整整一麻袋“金圆券”去买机票。 新批评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二、三十年代就向往的课题：中国的介绍，几乎与新批评的发展同步：卞之琳、钱钟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而且这些前辈70年代末都在社科院工作。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等，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卞先生解嘲说：“30年代初瑞恰慈在清华开‘现代文学理论’，我也去听了，一点也没有听懂。”他是要我去完成他们那一代人想做而时代不允许他们做的事。 后来我读到1964年出版的那本《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论文选》，其中第一篇就是卞先生翻译的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传统与个人才能”，那是无人能重做的定译，这本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借“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开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80年代中期，我借编《新批评文集》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荪，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后再没有醒来。 研究新批评，还有一个原因，今天的学子听来或许匪夷所思；70年代末，新批评已经“过时”。那时，连结构主义也正在“过时”，形式论已经可以一言蔽之：转向了。这个局面，恰是当年卞之琳先生指导我研究形式论的动机，也是我们今日重访新批评的价值所在：可以通读一个学派的全部文献而不怕遗漏，可以从头沿着现代形式文论的脉络走一遭。那时候中国学界没有追赶新潮的狂躁：既然一辈子做学问来日方长，何不悠游源头，再顺流而下？把一个个派别的来龙去脉和优点缺点都研究清楚。 记得1980年，见到钱钟书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我说在细读新批评。他马上问：“也读威姆塞特？”我说是的。“那么读了《Day of the Leopards》？”我说读了，先生眉开眼笑。《豹的日子》(Day of the Leopards,1976)是威姆塞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是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当时中国进西书不易，虽隔了4年，绝对算新作。钱先生读西方理论之及时，至今很少有钱学家注意；普遍认为《管锥编》的作者喜欢引中西古人。无独有偶，耶鲁解构主义的主将之一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著名的文化批评杂志《Boundary 2》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深情地回忆他刚到耶鲁见威姆塞特，畅谈《豹的日子》。好书的确就是好书，岁月只能让它变得更好。 在日丹诺夫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粗暴统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知识分子心中还记得另一个传统。这个多年的潜流，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传统。 同所有重要的“过时”学派一样，新批评作出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无法跳过的重大贡献。如今写文学评论，无法不使用新批评留下的一些基本的分析路线，例如张力、复义、反讽、悖论等等。新批评还有一个好处，它与作品结合的很紧，主要的新批评派人物大多以创作鸣于世（艾略特之诗人地位不用介绍了，燕卜荪被视为英国现代诗歌奇才，兰色姆、退特等都是美国现代诗选本不可或缺之人，沃伦的小说极受欢迎，名著《国王的全班人马》两次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因此很少做架空之论，其批评方法简便清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哪怕不引用新批评派原作，也可以不露痕迹地运用新批评的观点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