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符号，中国和西方都有其丰富的样式和谱系。但川剧中“变脸”的绝活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生动地演绎了一个角色的变换或多面性。用这种角色变化来表征他者理论本土接受的复杂状况，是颇为传神的。如果说“脸谱”意味着某种角色，那么“变脸”则代表了角色变化。同一个人物及其思想，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人群中，总会被“变脸”为不同“脸谱”，古往今来莫不如是。当代社会这种变脸更是彰显，因为“流动的现代性”(鲍曼)使得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了。 与“脸谱”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西方概念是“镜像”。所不同的是“脸谱”着眼于他人的认知，而“镜像”则集中于主体自我的认知和反思。在拉康那里，“镜像”是指主体的自我镜像及其认知①，但稍作拓展，似也可以看作特定主体在他者文化镜面中的歪曲映像和折射。在这个意义上，“镜像”与“脸谱”便有了相通的涵义。它们都揭橥了外来形象在本土文化中的投射、扭曲和变化。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讨论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在当代中国的“脸谱”或“镜像”是被如何建构的。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瞥见“脸谱”或“镜像”后面所折射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张力。 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 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以降，许多法国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译介、阅读和研究。萨特、加缪、梅洛—庞蒂、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克里斯蒂娃、托多洛夫……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其中罗兰·巴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其话语的“中国之旅”在本土语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一方面，其著述在法国思想家的汉译作品中种类和数量最多，老辈的萨特或加缪，同辈的福柯或德里达，似无人能与其比肩；另一方面，就其理论的影响或阅读面来说，萨特多限于哲学和文学圈，福柯囿于思想史和社会学界，拉康和阿尔都塞等人的影响更狭窄。巴特话语不但是学术话语，同时也是大众阅读的对象，以至于有人说他“可当之无愧为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想家之一”②。 巴特理论的引入最初是伴随着结构主义的译介。据研究文献显示，他的第一篇译文是袁可嘉先生翻译的《结构主义：一种活动》(《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③。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译介活动出现在1984年，张裕禾翻译了《叙事作品分析导论》(《外国文学报道》1984年第4期)。到了1987年，该杂志在第6期上刊载了巴特的7篇论文，均译自《批评文集》(1964)。他的第一部译著是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符号学原理》。第一部国人选编的文集是李幼蒸的《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据统计，他的《符号学原理》在中国有4个不同译本，其中以《符号学美学》为书名于1987年出版，印数有3.7万册之巨，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④。 截至2008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巴特至少有20种著作被翻译成汉语(这还不包括许多单篇译文)，分别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参与巴特译介工作的不只是从事法语或法国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一些巴特的著作是从英语转译的。这说明，巴特对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影响是多通道的，不仅有法国语言文化这一个源头，而且还有更为广大的英语世界。而英语世界对巴特的理解和解释显然也左右着巴特“脸谱”的中国建构。 巴特单篇论文的翻译就更多了，也比较复杂，这里不再赘述。巴特话语的传播不仅在学术圈，也经常出现在大众传媒上。在个人博客、个人网页、专题网站上，不同的读者依据自己对巴特的理解，将巴特的不同言论语录式地摘引，贴在网上供人阅读。主题各异，理解千差万别。或许我们有理由把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圈系统地译介研究巴特著作；第二个层次是零散而不系统的巴特文章篇章的翻译，既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散文；第三个层次是大众媒体的泛用，只言片语式地加以引用或拼贴。正是由于这样的多层次流布，巴特的中国“脸谱”要比其他法国思想家来得复杂。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其一，关于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9年，这一时期主要围绕着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来译介和研究巴特，翻译多为论文而著作不多。李幼蒸的说法很能说明问题，他1984年选译的巴特文选一直到1988年才面世。照他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国内学界与世界学界隔膜所致，其实还有更多的原因⑤。第二阶段是1990-2005年，此时巴特的著作翻译范围扩大，研究也深入到诸多领域。巴特被置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语境之中，其影响也超越了其他法国现代思想家。第三阶段是2005年以来，巴特的著作被重译重版，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罗兰·巴特文集》10种，外加传记1种。这就把巴特话语的“中国之旅”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巴特的研究也愈加多样化和系统性，其“脸谱”变得更加不确定。 其二，巴特话语“中国之旅”的三十多年，经历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深刻变化。中国接受语境的变化一方面加速了巴特话语的中国传播，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发明”出巴特的中国“脸谱”。这一过程始于学术界，后扩展至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推动巴特“脸谱”不断“变脸”的是极具张力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特别是随着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巴特的中国“镜像”扭曲了，其“脸谱”也变来变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