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科如何走近实践

作 者:

作者简介:
许可峰(1974-),男,甘肃镇原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民族教育问题研究。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原文出处: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教育史学科不缺乏走近实践的能力,而是需要找到走近实践的途径,设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太远”、“太高”、“太旧”、“太浅”和“太空”等问题。首先,要树立服务教育实践的意识。其次,在方法方面要积极了解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教育学科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深入思考来为教育实践提供历史方面的学科智慧。最后,教育史学科走近实践的关键,在于走进古今教育人的心灵世界。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6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0)01-0032-06

      从学术队伍来看,教育史研究者中既有教育学者也有历史学者,还有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但是从研究机构的设置来看,只有在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才有专门的教育史专业、专门的教育史课程(面向教育系、院或全校师范生)以及专门的教育史教师和专门的研究生,独自享有“教育史学科”的名称和地位。正因为这样的体制安排,才使人们有意无意地更倾向于把教育史学看作是一门教育学科、而非历史学科或者其他学科。

      在教育学科的大家族中,所有的其他学科都有着强烈的、服务实践的学科抱负,教育史如果成为另类,必然难以获得平等的学科地位,因为“教育学科是人文学科中最具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之一,它决定了教育史研究必须在梳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积极服务当前教育实践”①。这样,“教育史的研究要能说明或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对教育史由来已久的期望②。教育史学科的实用性问题由此而生。

      然而令我们沮丧的是:“教育史学科确立一百多年来,它受到最多的批评即是对其缺乏实用性的指责”③。看到一些著名教育史学者发此感慨,不免使后学者如同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毕竟,人是一种追求目的和寻求意义的动物。但是,我们还是坚信,教育史学科是能够走近教育实践的,因为教育史本身就是教育实践与思考的历史记录,鲜明的具象性足以使它具有许多抽象的教育学科所难以匹敌的优势。教育史学科不缺乏走近实践的能力,而是需要找到走近实践的途径。

      关于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笔者以前曾经给予关注④,侧重谈了教育史学科何以要走近实践与能否走近教育实践之间题。本文则准备侧重探讨教育史学科走近实践的具体路径。在一定意义上说,讨论“能不能”的问题是无益的,关键在于“如何能”。

      一、以史为鉴,树立服务教育实践的意识

      教育史学科缺乏实用性,首先是因为教育史研究缺乏服务教育实践的意识,显得“太远”。

      关于教育史学科应否追求实用性的问题,在教育史学界是存在分歧的。有学者认为:“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⑤。但事实恐非如此。台湾师范大学周愚文教授就主张,教育史应力求打破教育与史学的隔阂,朝专门学术研究方向发展,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在与历史学交融的过程中扩大新生领地⑥。他的思想就体现了一种纯史学路线的教育史研究取向。大陆史学界也有学者持近似的观点。

      笔者认为,如果教育史不冠有“教育”之名,如果教育史学科归属于历史系,那么,我们只搞纯粹的史学性研究、不去追问这些研究有无现实性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这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而即使在这些假设不可能的情况下,部分教育史学者的研究或者教育史学者的部分研究走纯史学路线也是完全可以的,并且是非常必要的。纯史学路线的教育史研究,是服务教育实践路线的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没有纯史学路线的教育史研究,服务教育实践路线的教育史研究就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教育史学研究是一项有分工的团队性工作。教育实践取向的应用性教育史研究好比钻头,历史学取向的基础性教育史研究好比钻杆。前者视历史为方法和工具,后者视历史为对象和目的。但归根结底,后一种研究的目的还是实用。在一个高度追求实用的时代和教育学这样一个具有很强实践使命感的学科系统中,如果远离实用,那么,教育史学科就难逃受歧视的厄运,因为我们放弃了学科的社会责任。

      二、放下架子,开拓融入教育实践的途径

      教育史学科缺乏实用性,还在于教育史研究成果很难为教育实践界的人们所看到,显得“太高”。

      很多教育史学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得越高越好。越是著名的学者,越是只愿在“核心”、“权威”类刊物中发表文章。而这类刊物,教育实践界的人是很难看得到的。教育史学者写了许多“××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却不想让教育实践界的教师看,真不知道到底是要启示谁。这也是目前教育学诸学科的通病,虽然普遍存在,却很不合理。我们不是说不应该在“核心”、“权威”类刊物中发表文章,也不是说所有的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成果都应该写给教育实践界的同行。但是,如果所有的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成果都把发表到教育实践工作者看不到的地方作为最高理想,那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首先就在信息流通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了,教育学和教育史的无用也就不可避免了。也许“制造”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些人也只是把服务教育实践作为一种口号说说而已,他们所追求的“有用”其实就是职称和科研经费。那么,这样的“成果”不“硬塞”给一线教师,也许倒是一件好事。

      但是,一线教师毕竟还是渴望能够从教育理论研究、包括教育史研究成果中有所受益的。而我们的理论研究人员如果自觉其成果对他们还有些直接的用处的话,我想还是应该尽量发表在面向一线教师的刊物上。比如,《中国教育报》、《教师报》等,即几乎所有中小学都订阅的刊物。至于无直接的实用性,而只是教育理论界的内部探讨,自然另当别论。另外,在面向教育实践界的刊物上发文章,篇幅、语言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