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09)10-0005-05 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其功能主要在于对社会进行整合与分化。学校主要是通过促成其成员社会化的途径来实现这一功能的。在现代社会，国家和个人都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国家希望通过教育政策的制定，引导教育体制的发展方向，包括主流价值观、人才培养规格，等等；家长通过择校，努力为子女争夺优质的教育资源，以便让子女在学业竞争中获胜。随着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不同程度的普及，教育体制变得极其庞大、复杂和官僚化。过去，很多国家主要采取国家通过命令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引导教育。现在，这种中央集权化的教育体制，开始出现了松绑(deregulation)的趋势：国家将一部分决策权转移给地方行政和学校。近年来，学校本位经营(school-based management)的理论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普遍，包括学校对教材的自由选择、校本课程的编定、评价方式的多元化、教师专业自主权的增加、家长和社区对学校事务的参与，等等。国家对教育体制的调整，从注重对教育活动、教育规范的微观控制，转向对教育行动的宏观调节；从重视教育目标的制定、实施，转向重视教育产品的优劣。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教育系统中的权力关系，了解教育松绑的原因、内容以及松绑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不过，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管理传统，以及各个国家在某一具体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对教育政策的修正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各国的教育松绑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 一、教育系统中的权力关系 教育松绑是指国家将一部分权力通过地方下放到学校一级。本文将以学校为中心，说明教育松绑以及教育系统中的权力关系。教育系统中的权力关系以学校为基点，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加以说明——国家与教育；学校与家庭、社区；行政管理与教师专业自治。 (一)国家与教育 教育系统与国家、地方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无限复杂且持续变化的，因此很难对它们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加以概括。由于所参照的理论视角不同，不同研究所描述的国家与教育系统之间的关系就有很大不同。在全球化的资讯社会中，国家与教育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趋势包括：市场导向的课程改革、多元文化背景下国家课程的设置、能力培养目标的重新确立、教育松绑、从管理主义的集权模式转向学校自主经营的分权模式(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这些趋势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家是一个控制机构，具有立法权，通过经济干预以及对社会成员实施社会化的途径来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在对成员实施社会化方面，国家与教育机构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在现代工业社会，与监狱、军队等国家权力机关的强制性权力相比，制约性权力(conditioned power)是更为重要的权力形式。国家是实施制约性权力的主体，通过采用说服、教育的形式，使社会成员对那些貌似自然的、适当的或正确的事物承担起社会义务，并激发个人对公共意志的服从。这就是许多研究者所谓的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制约性权力是现代国家实施经济、政治功能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一样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进行大众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对一代代儿童实施社会化，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地再生产出剥削的社会关系和“驯服的”公民。因此，国家和地方等行政机构都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严格控制教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并对学校进行官僚制(bureaucratism)的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遵从专业自主原则的学校认为自身缺乏自主性，妨碍了其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 (二)学校与家庭、社区 科层制或官僚制(bureaucracy)是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管理模式。为了给成百上千个学生提供日常服务，教育系统倾向于采取科层制结构。科层制权力在公立学校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制度化功能——管理互相冲突的利益关系，使日常教学活动例行化，将资源合理分配给各个部门，实施国家、州或省制定的基本学业标准并促成平等问题的解决。总之，科层制为学校的有效运行提供了组织的稳定性，使学校能够为客户(主要是学生和家长)提供不同要求的服务。但是，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集中化的官僚体制在干预学校课程与教学活动等方面，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多余。 同时，人口增长的趋势和经济的再结构化，也提高了公众对公立学校未来职能的关心——在全球一体化经济结构中，本国的高中毕业生是否获得了足够的谋生技能？预计的劳动力短缺是否意味着雇主们在将来不得不雇佣技能低下的人员？新型劳动力在这个技术化的复杂世界中是否表现得很好？等等。公众似乎很不确定官僚化的学校组织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是否有效，而家长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学校教育，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目前，解决家长与学校矛盾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采取市场化的途径，让家长和学生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有自由择校的权力；另一种是主张在公立学校内建立一个分享的权威系统，为家长赋权，使其能够参与学校的决策和管理。这两种方式的具体实施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例如瑞典，由于其本身就具有一种民主参与的政治文化，这就有助于在公立学校中实践“民主话语”。公民教育被看作是公立学校的一项重要功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学生也被鼓励参与到决策制定、课程商议的过程中来。官僚机构的重要性相应减小，教师和学生参与到工作小组中的需要得到强调。瑞典1980年的国家课程指南，就要求在校长组织的教育计划会议中，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具有平等参与的权力。因此，在瑞典，学校本位的管理观念似乎是与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平等观念相一致的。在20世纪80年代，家长参与学校事务还得到了重组的利益集团、商业界以及官员的广泛支持。同时，美国的社区参与也进一步得到了支持。在各学校的业绩报告中，社区的要求有所加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市内学区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分享管理，家长和社区代表参与到学校决策制定的结构中去。在纽约、芝加哥、盐湖城以及佛罗里达州的达德县(Dade)的每一个学校里，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由社区选举的家长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