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9-12-20 [中图分类号]D63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0)02-0022-09 侨批业①又称侨汇业，是近代以来民间经营华侨汇款(以下简称侨汇)并寄递华侨侨眷信件和回执的私营经济组织，兼具国际金融和国际邮政双重功能。国内侨批业分布以广东省为数最多。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东有侨批局330余家，[1]约占全国470余家侨批局总数的70％。[2]全省侨批员约1500名，其中梅县、大埔和海南就有1200名。[3]广东侨批业的运营不仅关系着华南千万侨眷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建设所需外汇资金，更关系着广东省主要侨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因此，建国初期中央及广东地方借助社会动员和政府管理等多重机制和手段，不断强化侨批业的国家控制。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②主要利用广东省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力图对1950-1953年反禁运斗争、土地改革和“五反”运动期间的广东侨批业管理政策调整问题展开探讨，以进一步探讨社会运动对侨务政策的内在影响以及国有化方针在侨批业中的深化过程。 一 反禁运斗争与侨批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一)华南外汇黑市的存在及其危害 华南外汇黑市的存在是广东侨批业得以逃避国家外汇管制的重要前提。所谓外汇黑市是外汇供求双方需求在官方外汇市场不能得到满足的反映。因为外汇持有者不愿按官方牌价将外汇售给官方机构，而外汇需求者又往往得不到所需使用外汇的许可，于是出现以高于官价汇率自由买卖外汇的市场。而华南外汇黑市存在的原因，除建国初期人民币币值不稳、银行外汇牌价较黑市为低、市场物价持续波动等基本因素外，广东私营进出口厂商的黑市套汇活动，也是华南外汇黑市存在的一大主因。因为建国后广东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承担着重要任务，国内大量物资都通过广东进口，1951年进口总额达36，515万美元，出口总额达12，908万美元，[4]广东进出口总额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5]广东进出口贸易的活跃，促进了当地私营进出口厂商业务的快速发展，而当时外汇受国家管制，很多私营进出口厂商为谋取利益就转向黑市套汇，此举加剧了二战结束后一直存在的侨批业逃汇问题。 根据1950年广东台城人民银行报告，由于私商收购，致使当地侨汇走私非常活跃，“侨汇在港卖给商人，商人当作自备外汇办货入广州，又由广州托水客带港币回乡下给侨眷；由澳门直接偷带港币入乡下。”广东省侨委的调查也显示，私商购汇对侨批业逃汇具有推动作用，“台山二区一个乡一次私带港币十二万之多；……侨汇经过国家银行的仍不到20％，其80％还由私商操纵。”[6]与境内侨批业逃汇问题相比，境外侨批业逃汇问题更为严重，因为许多批局在国内都有联号，其侨汇黑市经营实为一体，侨批业套汇、逃汇以获重利现象非常普遍。根据华东区侨汇调查报告显示，菲律宾批局将汇款调往纽约，再调香港转厦门，抛出美汇几经转手之后，获利可达30％～50％；[7]香港李仰鹏公司每百美元只给侨眷折港币500元，而且每百元港币还要扣2元手续费，侨眷实得仅490元港币，而香港的外汇牌价，每百元美元就可兑换579.71港元，侨批局暴利可见一斑。[8]然而，国内管理机构却对其无法控制。以香港为例，广东省侨委在报告中就提到，“侨汇有95％以上是由香港转汇回来的”，但粤闽两省官方机构“对港侨批局皆无直接联系”。[9] 华南外汇黑市的活跃使广东各级政府难以阻止侨汇流入黑市，因而官方侨汇收入不断减少。据1950年广东省侨委《潮汕侨汇问题》报告，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潮汕地区侨汇收入2330余万港元，平均每月不过550万余元，比抗战结束后减少一半。[10]中山1950年3月中至4月中侨汇只有30余宗，总额不过数百元港币。[11]台山县过去平均每月有118万美元，解放后却只有20万港元，“侨汇在半停顿、半黑市的情况中”。[12]官方侨汇减少背后所透露出的侨汇逃避现象，是广东私营进出口厂商黑市购汇加剧所引发的经济现象之一，这一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50年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在《自备外汇管理概况总结》中就指出，私营进出口厂商“预备外汇非自己所有，而是以黑市价套购得到的”。[13] 既然国家对自备外汇的危害已有认识，那么为什么没有进行严格限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之中，“工商业凋敝，物资缺乏，通货膨胀，当不能马上制止，港币市场在许多城市乡村还流通行使，同时敌人对我们沿海封锁，航运不便，一切都是处于困难状态。”[14]为促进国内外物资交流，调剂市场供求，只有积极发动广东私营进出口厂商。因此，建国初期国家对广东私营进出口厂商因自备外汇等引致的外汇黑市危害，并不是不愿打击，而是鉴于当时经济条件不完备，对其危害只能暂时容忍。但国家为消除这一危害而做出的努力却没有停止，随着全国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掀起的反禁运斗争终于为这一努力提供了条件。 (二)反禁运斗争与鼓励侨批业改侨汇为物资进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面对美国等国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新中国掀起了一场反禁运斗争。[15]在此次斗争中，中央政府严格限制包括广东在内的私营进出口厂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其原因在于：第一，便于将外汇集中于国家手中，抢购国内所需各类物资；[16]第二，如果继续允许私营进出口厂商自备外汇在港澳等地抢购商品，不仅不会抢到更多物资，反而会抬高物价，造成国家损失；第三，私营进出口厂商自备外汇导致黑市盛行，对金融管理不利，[17]严重威胁国家金融与物价稳定。因此，国家决定对进出口贸易实行有计划管理。1950年11月14日，贸易部下发《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12月9日政务院要求“进出口厂商输入或输出任何货品，均需事先向所在地区之对外贸易管理局请领进口或出口许可证，经核发后，方得凭以办理其他进出口手续”。[18]根据1951年3月广州对外贸易管理局的《登记情况》显示，当时申请登记的广州私营进出口厂商共469名，审查后受理者却只有175名，[19]而且大多数申请证明都存在问题，即使申请成功，国家也严格限制进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国家对外贸国有化管制的加强，遏制了私营进出口厂商自备外汇进口的动机和势头，使得侨汇逃避基础逐渐丧失。1950年初，台山黑市一度较官方牌价高30％左右，而到12月下旬黑市已趋绝迹，官方兑换及侨汇剧增，“一旬即达五十四万余元美元，超过全年之中任何一旬的数字。”[20]1951年，广东侨汇收入总额10222.8万美元，是1950年广东侨汇收入总额的2.13倍，数量提升可谓相当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