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展，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而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各种集市的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 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市集的周期也有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荆吴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谓亥市。”②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江南东路池州一带的乡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子午会。”③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所谓亥市和子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载，蜀中有“痎市”，“间日一集”。显然，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已接近常设市形式。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到南宋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1175)九月，两广臣僚上言：“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④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市集周期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阳军，前者“地狭民稀”，当地黎汉等族“约定寅、酉二日为墟市”⑤；后者更显荒凉，“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⑥。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属于特殊形式的期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舶商，交易极为兴盛。“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⑦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道场”，信徒云集，商贾辐辏，“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⑧。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⑨。在川蜀部分地区，大型定期商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⑩ 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态，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晚唐以降，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毗陵志》等地方志记载，浙东台州、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定(1208-1224)年间有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庆(1225-1227)年间共有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咸淳(1265–1274)前期有6处。另据《绍熙云间志》卷下《场务》载，绍熙(1190–1194)年间，浙西嘉兴府华亭县有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越多的工商业人口，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廛闬甚盛，列肆如栉”，其街市绵延数里，有居民数万家，为“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11)；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为兴盛，“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12)；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13)；汀州的何田市，“市井阛阓”(14)；平江府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⒂；镇江府的丁桥市“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16)；绍兴府的斜桥市，“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17)，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轻纨素锦，日工月积，濮院之名，遂达天下”(18)；江阴军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商船倭舶岁尝辐辏，故市大于城闉”。后来海外贸易衰落，但国内贸易仍十分活跃，“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19)。在此基础上，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绍兴八年(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揭坊市为广昌县城；绍兴十九年(1149)，以袁州鲁墟为崇仁县城；隆兴二年(1164)，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源县城；嘉定十年(1217)，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定县城；端平三年(1236)，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州黄陂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