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与经济的互为制约

——以近代中国西部省份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鞍钢(1955-),男,上海青浦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杨浦 200433

原文出处: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水运、陆运建设与经济发展长期变化的演绎,论述了受到历史条件的束缚和自然地理的限制,近代中国西部省份交通近代化进程迟滞,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通过案例分析,本文认为,作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要素投入,交通运输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制约了市场交易、商品经济发展规模乃至西部省份近代化进程;近代化进程中,西部省份每一次大的经济调整,实际都暗含着对运输力量与经济发展合理比例的强制性“安排”。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0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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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9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0)02-0069-06

      近代中国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坎坷蹒跚,除了在总体上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也受当地水陆交通近代化滞后的羁绊,剖析当时交通与经济互为制约的关系和具体表现,有助于增进对历史和国情的认识。①

      鸦片战争后,欧美国家的轮船公司就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张经营,从事在华的经济扩张活动,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近代航运业在沿海省份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关地区经济的发展。同一时期,西部省份近代航运业的发展则不仅受到资金、技术的制约,还受到地形地貌的限制。据统计,在水运方面,轮船航程在200公里以上、帆船航程在400公里以上的14条主要河流,除长江、黄河横贯东西外,其余12条都位于东部省份。[1](P226)

      西南各省虽不乏绵延的江河,但大多穿行于高山峡谷间,水位落差大,水流湍急,轮船难以通航。20世纪30年代的一份实地勘测报告载:“重庆上溯至昆明及滇缅各水道,多系流经崇山峻岭之峡谷间,地势陡急,滩多流乱,水速缓急悬殊。水运航行,素鲜其利,仅于地势平坦、水流和缓处,用小木舟及竹筏等截江横渡,以利交通。其间亦有可以通航部分,惟程途极短。”[2](P11)高亢险峻的地形地貌,限制了如沿海省份那般量大面广的航运业尤其是轮船运输业的应用。“金沙江流至四川,由宜宾以下始有航行之利,故长江沿岸货物多至宜宾为止。宜宾以上必须驼运,种种困难不胜枚举”。[3](P6)在西藏高原,“藏人使用一些大木船,但是他们一般都还是使用皮革制造的船只。这些船只不长,也不尖,有点圆,平底,没有什么龙骨,所以它们很容易翻船。它们一般都是用牛皮制造,三四张牛皮缝到一起,然后用一个木头架子支撑起来”,用于摆渡过河。[4](P98)

      云贵高原及四川盆地经由长江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往来坎坷崎岖,据一位自上海溯江而上入滇的英国人记述:“从上海到宜昌有一千多英里,(乘轮船)大约要十天的路程。自宜昌起一切改变,行进速度变得非常缓慢,我们要付很高的租金才能租到当地的木船,在这样一条小船上要经过长达二三个月的航行,才能到达我们水路的极点——水富(应译为叙府,指与云南昭通府接壤的四川叙州府——引者)。”[5](P89、90)

      1911年8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6名日本学生经宜昌去重庆和成都,“从宜昌入蜀有水陆两路。水路,一种是乘八百六十八华里的船从宜昌到万县,再从万县经过大约十四日(一千三百七十华里)的陆路到达成都;一种是从宜昌经万县大约溯江三十日(一千五百九十八华里)到重庆,再从重庆走大约十二日(一千华里)的陆路到达成都,到重庆去一般只走水路。陆路,从宜昌的南面起始走十四日(一千零八十三华里)到万县,再从这里到成都或者重庆……宜昌出发后数日间十之八九见不到旅店,沿途荒凉,路狭石滑,力夫深以为苦,加之人烟稀少,饮食不便,一般用品都不易购买,而且万山之中晴雨无时,到了夏日还会有臭虫成千上百地袭来,水路虽无行路之难,但即使幸运,遇上顺风,到重庆也要一个月,而一旦遇到大水,峡中暴涨,等待退水又要浪费很多时日,有时还会有被浊流掀翻、吞入急滩之类使人心惊胆寒的事发生”。[6](P178)

      自宜宾起,主要依靠挑夫和马帮运输。昭通地处川滇交通要道,向南经东川通往昆明,向东则与贵州相接,是为川滇黔货运线主要交汇点。由上海输入的进口商品,历经汉口、宜昌、重庆等地转输,运抵昭通上市,“商店里的洋货颇多,全部来自四川”,实地踏访的外国商人比较洋布的售价后发现,“尽管内地税捐苛重以及从汉口起运后水陆运费昂贵,英国货在这里的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7](P1106-1107)经由昭通运往重庆的,则有包括鸦片在内的农副土特产品。1868年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称,进口鸦片滞销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的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8](P168)此外则有猪鬃,19世纪90年代“由重庆输出的猪鬃,有40%—50%来自贵州省,贵州货和四川货在猪鬃需求远远超过供给的伦敦市场博得最好的价格”,为此在宜宾设有3家工场,“加工的猪鬃都运往上海”。[9](P187)

      与此同时,有一部分货物东向经贵州和湘江及洞庭湖进长江,赴上海。其中以湘江为主干的这条货运线路的一股分支,则从衡阳向西延伸至贵州和云南。据前去考察的英国人记载,在安顺和贵阳都遇到过来自湖南的商旅,通常是20人或更多人为一帮。[7](P1554)另有一支则由沅江经常德入洞庭湖进长江,“盖滇、黔百货输委中原,由沅水经流以达长江流域,无不以常德为停储改运之区”。[10](P211、212)由上海经汉口输入的商品,则逆向假沅江经镇远、贵阳等地销往黔、滇,大宗货物有洋纱、洋布和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7](P1429)即使有沪滇间的商货交流,云南对外交往仍显阻滞,“以云南的两个城镇云南府(指昆明——引者)和下关的大概路程来计算,我们发现到仰光大约要39—46天,到海防大约要16天,到广东大约要82天,到上海大约要85天”。[11](P7)

      西南地区虽河流众多但不便通航,西北地区的通航条件则更弱,流经区域内的黄河上游,大部分区段因封冻时间长和水位落差大,不能常年和正常通航。1908年,一些日本人曾实地游历并有较详细的记载:“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引者)到包头镇之间的里程是320华里,4天的旅程中住宿地如下:第一日皮克其,第二日托休霍,第三日萨拉齐。阴山山脉在其北,黄河在其南,道路便从中间的大平原通过,附近一半是牧场、农地,树林散见于各处。”过萨拉齐后,“便开始看到鄂尔多斯大草原,黄河在这里画了一个大圈,折向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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