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5-0167-13 所谓“加州学派”，是指以美国加州大学一批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为核心，并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新论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弗兰克(G.Frank)等，还包括我国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该学派的学者高登斯通(Goldstone)在总结他们的观点时，认为该学派主要在八个方面对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①其实高登斯通的总结未必完整，所罗列的八项内容也较分散，且停留于表面，在此不予详细列举。 笔者主要是研究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对于1840年以前的明清经济史仅涉猎而已。但因为加州学派一些代表作品的观点会影响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国经济史，包括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如西方国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作用、传统经济的地位、整个清代乃至整个近代的中国经济走势等，因而怀着学习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的目的阅读了一些在中国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对于这些作品的研读收获颇丰，觉得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充分肯定：勇于探索并提出新理论；强调历史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智慧；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强调了中国内在因素的重要性等。 但另一方面，笔者作为求知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和想法，主要不是关于史料考证的，而是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多个方面，拟在本文中提出，希望得到上述有关专家及其他经济史学专家的赐教。 一 称反对以西方模式套中国，却仍未摆脱套用西方模式的窠臼 首先是关于研究规范的疑惑。加州学派的每一位学者都强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坚决主张不能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套用中国。彭慕兰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不同的国家“沿着在很多方面并行的路线发展”，但是，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告诉人们的历史是，“一个单一的北大西洋核心成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做出‘反应’”，而《大分流》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人们能够同样容易地找到根据，缩小18世纪的西方与至少是欧亚大陆其他一些地方之间的鸿沟”。②李伯重说：“以往国际学界中把英国模式普遍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中心主义史观的支配。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者依然坚信西方所走过的道路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必然之路。”③高登斯通认为，当前历史学界只是以西方为中心强调“胜利者”的历史，忽视“失败者”的历史。④加州学派的学者们希望在研究范式上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用英国模式来套中国，但事实上，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彻底，或者说有自相矛盾之处。我们会注意到有两个基本论点的得出，就是他们将英国模式套用于中国所致。 其一是“斯密型成长论”。李伯重多次引用费维恺的理论总结。费维恺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式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数量的增加；第二、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⑤ 应该说，把经济成长方式总结为以上三种，只是费维恺的个人体会，其中“库兹涅茨型成长”特别令人怀疑。库兹涅茨是创造GNP(后来的GDP)概念和在国民收入统计工作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⑥他的GDP统计可以包括任何发展阶段，何以仅仅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和学派很多，除了斯密的理论，还有著名的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李嘉图、马歇尔的相关理论等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在凯恩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向不同方面加以拓展而产生的多种理论，有像罗斯托那样研究历史过程的；有像库兹涅茨那样把经济史和经济分析的研究成果同丰富的数量资料结合起来，对一个国家的增长过程进行经验研究的；有像索洛和丹尼森等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更有各种抽象的经济增长模型的纯理论分析。⑦此外，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也是独树一帜的，人们常用他的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⑧索洛将长期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技术的进步作为外生的变量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之后阿罗提出了“干中学”模型把技术进步当成了增长模型中的内生变量，保罗·罗默在经验证据上研究发现知识的进步和研究开发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开创性地把知识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即内生增长模型，解决了过去经济学回避的规模报酬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⑨ 把丰富的经济增长理论仅归结为“斯密型”和“库兹涅茨型”已有削足适履之憾，而将“斯密型成长”的西方模式套用到明清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更有不无牵强的感觉。 斯密的理论，似不宜抽象地简单地定义为分工、专业化和商品贸易的理论，而应有其更为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和特定的针对性。斯密写《国富论》是在1776年，那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虽然大机器生产尚未普及，但工场手工业已经普及，英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近代转型已经基本完成，距象征其确立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1688年光荣革命已有88年之久，诺思(North)和温格斯特(Weingast)揭示了1688年光荣革命对导致安全的产权制度变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制度变迁不仅包括对王权单方面剥夺所有权的限制，而且还包括建立足够强大的独立司法体系以限制国会的恣意妄为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违约能力。⑩斯密称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天赋自由体系”，他写《国富论》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粉碎支配着当时商业利益集团和政府势力的重商主义观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殖民主义，反对政府特许的垄断，引导英国和世界各国向普通人命运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前进，也就是呼吁给人们经济自由，让劳动、资本、货币和产品自由流动。(11)分工、专业化等只是斯密对现实的总结，还谈不上是他自己的独立创造。而他的独立创造的思想核心便是经济自由。这种适合英国的理论完全不适合同时代中国的实际。王国斌说，黄宗智拒绝用斯密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变化。(12)笔者以为，黄宗智的拒绝是有道理的。(13)他至少坚持了自己的理论逻辑，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决不抽象地套用西方模式。而加州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却要通过一个抽象的表述(斯密型成长)，把英国标准套用到中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