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身居相位的曹操，开始营建邺城。六年后，曹操封为魏王，邺城即为魏都。为此，它与当时的长安、洛阳、许昌、谯城一起，被列为魏晋时期声名显赫的“五都”之一。①邺城与它以往城市的不同，在其规模、格局等方面，都与当时刻板遵循的“营国制度”所不同。突出表现为曹操将邺城的布局分为南北两部分，将原来设于近宫附近的“市”（即市场），移到了民间坊巷之间。从而使西周开始到秦汉，保证中国城市独具“政治堡垒功能”的封建“营国制度”，开始出现了裂缝。因此，曹操兴建邺城，在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质变的起点。为城市经济、商业活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也为城市所应具备的各种社会功能，提供了可能。打破了西周开始，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唯一宗旨、城市只具备单一的“堡垒功能”的僵局，致使中国城市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南北朝时，南北不同的城市发展趋势，正是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史上两条不同发展道路、两种不同类型城市形成的开端。 西周以来中国封建城市的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大量兴起的第一个高潮，那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从周武王姬发建立起封建领主制的西周王朝开始，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领主的统治，周天子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分封了大量诸侯国。这些大大小小的封国，既如众星捧月，烘托着周天子的尊严；又如盘根错节，维系着周王朝的统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确实是当时形象的写照。 这些大小诸侯受封之后，必然要到自己的封地去进行统治，这样就出现了众多因政治需要而建立的城市。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标准，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无论是地点的选择，还是封地的大小，都取决于受封者与周天子关系的亲疏，或是否有利于西周的统治。这样，势必形成中国早期城市确立的原因，完全取决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是导源于该城市的地理位置或生产、经济的发展程度。 史料记载郑国初建之时，“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②楚国初建时，“荜路蓝缕，以处草莽。”③姜戎则称其封地“狐狸所居，豺狼所哞。”④而“太公封齐，与莱夷争营丘。”⑤从这些历史记载中，可以充分看出中国早期“城市”的确立，政治需要是其唯一的标准。显然这与那些经济型城市的兴起，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中国早期由生产、经济的发展以及交通、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形成的城市雏形——聚邑，到此则面临了一个历史性的决择；如果它正好处于诸侯的封地之中，与政治需要相统一，那么它就能得到继续发展；如果它不幸正在封地之外，这就自此开始了它那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有的甚至因政治原因而从此窒息。 与政治需要相匹配，当时的城市建设、规模、格局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著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匠人》中“匠人营国”这一段，后人称之为封建社会的“营国制度”，正适应了这种政治需要。 “匠人营国”中先规定了王城规模：“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又规定了诸侯、卿大夫封邑的规模：“王城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涂经，野涂以为都涂经。”此外，还规定了王城内部格局等等。这套“营国制度”从此成为中国封建城市建设中不可逾越的桎梏，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初期更是如此。如它规定的三级城市制度：第一级，天子的王城；第二级，各诸侯封国的国都；第三级，宗室、卿大夫的采邑——都。这三级城市在其范围大小、城墙高低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绝不可逾越违制。否则，就是图谋不轨或犯上作乱。此外，对城市的内部建设也有具体规定：“左祖右社”，即城内的左面建造供奉祖先的宗庙；右边建造祭拜天地、社稷的祭坛。尤其是为了保证封建城市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它特别规定了“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明确规定市场只能建造在宫廷的北面，即后宫和北城墙之间。这是因为一来使市场便于后宫管理（封建社会初期，市场归后宫管辖）；二来此处为全城的偏僻之处。同时它又规定市场的面积只能有“一夫”的大小（即一百亩地）。 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当时市场的功能，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王公贵族的需要，至于平民百姓则与市场是无缘的。所以当时的“营国制度”，充分体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原则，更限制了城市经济、商业活动的发展，无疑它对封建统治是有利的。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土地制度由国有制转化为私有制，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系列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城市”的变化而得到反映，从而形成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阶段。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大量的新兴地主阶级，冲破了西周初年通过分封而确立的等级樊笼，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领地。西周初年分封的大大小小诸侯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力量实力的对比和深层次的重新组合。原来凭藉着王权的威严而建立起来的大小领主尊严，被打得粉碎。一些诸侯国变得强大起来，一些诸侯国衰弱下去，还有一些原来弱小的诸侯国，现在也由弱变强。在这当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已不再是天子的权威，而是货真价实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原来依靠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城市，已经不能适应这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面临着一场动荡和新的组合。随着旧的封建领主势力的削弱或退出历史舞台，原来那些体现他们尊严、维护他们统治的城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而那些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地位的确立相适应的新兴城市，则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不断出现。晋国的新田（今山西曲沃县西南）作为国都，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三家分晋”以后，新田逐渐衰退，而“分晋”的三家——赵、魏、韩，它们新建立起来的国都却迅速发展起来。如赵之邯郸（今邯郸西），魏之大梁（今河南开封县），韩之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北）。这些城市都成为战国后期的著名的都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涌现出一批名噪一时的城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记载：山东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磨，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昂”。魏国都城大梁“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鞫鞫殷殷，若有三军之众。”⑥在南方也同样如此，如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北）“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⑦这些描写虽有夸张成份，但也足以看出当时城市发展的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