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笔者根据总供给(GDP)和总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框架,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估算了1913-1926年中国的GDP,并从储蓄、投资和进口诸角度验证了GDP估算值的合理性。①依据这一估算,1913-1917年间,中国的GDP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见表1),结果公布之后,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②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GDP呈下降趋势的估计是合理的,造成GDP负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数据显示一战期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并不高于1895-1913年,甚至可比行业的增长速度是下降的;第二,一战期间的钢铁、机器和交通器材的进口呈下降趋势,生产能力增长速度放缓,于是,需求增加不仅没能造成产量迅速增长,反而造成了价格上涨;第三,一战期间,占中国GDP最大比重的农业产值下降,这是造成负增长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节省篇幅,只节录了部分本文所需的数据。 一 工业增长率并无提升 多年来,受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影响,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了“一战期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这一根深蒂固的概念,并且,我们头脑中呈现的美丽图画是根据当代生活中的工业、商业繁荣实景绘成的,似乎GDP应该是大幅增长的,甚至有可能是经济过热的。从“黄金时代”产生的原因上看,是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厮杀,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所致。逻辑上的解释与多年来的意识形态合拍,因此,无须全面分析,我们就确认了这一结论。但是,这一历史概念应该说是一个假说,国内外学界尚无人曾以充分的数据、用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方法做过令人信服的证实。 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载,20世纪60~70年代,国外学界多从生产方面估计中国工业增长趋势。国外学界多用章长基教授的估计:15项产品(1933年价格),1914年为20190万元,1921年为42710万元。1912-1920年,按总产值计,平均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为13.4%。③同时。按珀金斯教授所用资料,计算1912-1921年净产值的年增长率为11.7%。④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产量大都没有确切记载,许多数据是根据设备能力或投资推算出来的。 许涤新、吴承明两位教授根据各行业情况,分别按生产能力、产量或投资额计算(具体计算方法不详),各行业情况不一。较大产业的年增长率在12%~13%,如棉纺织业。增长最快的卷烟业年增长率36%,最差的缫丝业年增率不过0.04%。详见表2。 单独观察这一时段的工业增长,无法看出其增长的速度如何,必须和前期比较,方可得出结论。如用表3数据计算,1895-1913年中国资本工矿业的增长率(资本)也是不低的,纺织业年均增长17.4%,矿冶业年均增长率是24%,可比行业均超过一战前后的增长率。 综上,一战期间的工业增长率与前期相比,并无显著提高,而是近代工业的领域有所拓宽。譬如,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面粉工业是在一战期间获得显著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战时增长率达17%。经过两个时期的比较,笔者完全同意许涤新、吴承明多年前的结论:“一次世界大战‘黄金时代’之说,更多是指利润优厚,并非指增长速度。”⑤我们后学晚辈不得不叹服,前辈学者在无GDP整体数据的情况下,大略的判断竟不离其宗!
二 工业设备和重要原料进口下降 民国初年,从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角度判断,经济尚处“供给约束型”阶段,经济中并无闲置的生产能力,一战突发的商品需求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拉动产量,只能先拉动价格。因此,价格上升并非和今天一样说明宏观经济的热度升高。从增长和通胀的关系来看,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反复出现“双高型”、“高低型”、“低高型”等几种模式,由于中国改革以来大多数年份都处于双高模式中,所以有先入为主的判断,以为价格攀升经济必然增长。 当时,无论是外部需求还是内部需求的增长,厂商必先购置资本品,才能向市场供给更多的商品。而在民国初年,资本品和一些原材料都需要进口才能解决。因此,从向国外厂家谈判订货到出厂、海运、安装、调试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资本品转化为生产能力是有较长时滞的。通俗地说,战争需求上来了,民族资本缺机器少原料,商品供给在短时间内是跟不上的。 在近代中国,钢铁和机械、交通器材的进口,常被视为中国国内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大战中,进口钢铁锐减而出口骤增,竟造成连续出超,对中国工业发展十分不利。机械、交通器材进口的增加主要在战后时期,这是因为大战中列强无力输出和海运困难之故。以民族资本主义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为例,在大战之初并不景气,1914年纱锭反而减少了几千锭,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⑥由于棉纺织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一定时间,因此,棉纺织业设备的增长主要是在战后,延续到1922年。在大战期间的多数年份里,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是低于战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