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0)05-0074-05 民主一词自创造以来便经过了不同的解读。古希腊直接民主制的实践激励了后来的政治学者和政治家，而雅典民主的覆灭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困惑，从而决定了民主本身一定不是一种价值的简单翻版，而必须是蕴涵着丰富政治价值的连续性的制度设计。东亚民主的历史不足百年，因此这也决定了东亚民主必须有一个自我完善与确认的过程。 一、东亚民主主义的政治属性 在英国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看来，自由民主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但是自由民主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对于东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所有否定自由民主的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并给它们造成了压力，使它们明白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的公民承担更多的责任[1]。从20世纪初开始，东亚地区的威权主义国家中国、韩国和日本先后踏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各有差异，但是在有限开放和传统保持上，东亚地区赋予了民主以新的内容。 1.东亚地区儒家民主主义的困境 在分析东西方民主主义的概念分歧时，一些学者往往以儒家思想为东方民主主义辩护，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就鲜明地提出了儒家民主主义的概念。他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治”，认为这一思想具有社群主义的思想内容。他考察了民主制度的辞学渊源，认为民主与礼治的相同之处在于对人的肯定，因此民主与礼治是合一的[2]。在此前与赫大维合著的一部著作中，他更是从个人、共同体和人权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儒家民主主义的可能形式，并试图以实用主义来解决美国社会发展中的贝尔悖论[3]。 从字面意义上讲，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关怀被误读为“以人为本”是不难理解的，古希腊对人的重视与传统儒家对民的重视有着根本不同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三种正常的政体与三种变态的政体本身就排除了专制统治的唯一合法性，而这是东亚儒家思想所难以想象的。天下一统的本身不仅是思想的统一，更是制度的统一，因此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指出，儒家意识形态中缺少政治宽容，中国、韩国都一样。因此，把儒家与民主主义纠缠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之中，没有为自治的社会机构提供合法性来在全国的层次上抗衡国家的力量。”[4] 基于统一之上的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无法给公民自由、民主共治以社会政治空间，因此，用儒家思想来支持传统东亚地区的民主显然是困难的，其形式上相似性的背后是根本性的价值差异，生硬地把儒家思想与民主主义进行捆绑不仅混淆了时间与空间，更束缚了儒家思想与民主主义的双重发展。 2.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融合 由于nationalism在汉语中的不同翻译，使人们难以区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所谓国家精神，就是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就是对国家利益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它也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精神。”[5]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开始被迫接受世界历史；1854年的《日美和亲条约》迫使日本开放国门；1910年8月，日本占领朝鲜。因此，在这一时期，中日韩三国首先面临的任务不是民主主义的崛起，而是国家的独立。东亚三国尤其是中韩两国的国家独立往往伴随着民族觉醒，因此，不难理解在这一时期的国家独立运动中，个人的权利必然让渡于国家权利和民族权利，而这正好与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的西方民主原则相背离。 在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日本终于在20世纪初逐渐沦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在1912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民主原则组建的政府[6]。这一政体也说明了东亚地区民主主义的逻辑困境：国家主义如何才能转换为民主主义？因为在东亚历史上，主权国家在独立之初往往会选择权力的集中，而非权力的分散，宪政恰恰是要以分权来保障民主精神，这样，东亚各国的国家至上与民主精神就出现了内在的冲突。 事实上，在东亚三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很少被刻意地区别开来。东亚地区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即使在实行政党选举制度以后，这一形式也很容易产生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日本长期一党独大，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也在政治合作方面困难重重。在韩国，只是到了1945年，钳制社会发展的两班社会才逐渐解体，市民社会也才逐步建立。应该看到的是，近年来，韩国在解决政党民主问题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前总统金泳三和金大中实现了权力部门的中立化，严格控制政治献金，禁止滥用国家安全法以维护社会自主性。卢武铉执政期间，韩国的政治分化更加明显，更多的中间选民作出政治选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韩国政坛的两党制；日本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步发生改变，日本自由民主党党员开始流失，党内政治世袭的传统开始动摇，一些在野党则日渐壮大；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也正在努力开放权力，加强与中国民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 因此，国家的专制体制和封闭的社会结构成为东亚民主化发展的外在环境，东亚民主在确定集体而非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将伴随着由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的逐步放权的过程，而这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的形成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认为，东亚民主主义是建立在民族解放、国家认同、社会自由之上的混合型民主主义。在这一模式中，集权还是分权将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中间，更存在于国家体制内的政党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