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各种报刊杂志上都能见到有关“模式”的讨论，更多的是在总结“中国模式”，似乎中国的成功（表现为大规模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成功）已到了非要进行一番“理论总结”的地步，不如此不能显现出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与成就；而各级领导也似乎在有些焦急地等待着理论总结的成果。 显然，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任何既定的经济理论或社会发展学说都无法解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大家都在尝试着对现实进行一番新的解说，目标自然是为成就喝彩（奥运、世博），为现实辩护（国家姿态），为未来预测（复兴、崛起），或者说，认为照此“模式”发展下去，我们必将如何如何；当然，也有人并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能够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发展成功的模式”，至少认为还是慎提“模式”为好，因为我们的一切尚未“定型”，再说过分强调“模式”也容易让人“故步自封”，“思想僵化”，而“对立”、“陷阱”、“博弈”、“不明确”则成为了一些惯用的“关键词”①。也有一些刊物开始认真讨论“社会主义新传统”，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来加以讨论，然后看我们给这个“传统”在新时代又增添了什么不同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新特色”；比如“贤能体制”、“中性政府”、“渐进模式”、“平行推进”、“学习机制”、“适应能力”等等。所有这些讨论之所以引人注意，就是因为它事关“中国改革往何处去”这样一个总的话题。② 恰好是在有危机感或前景并不明朗中要来总结成就与模式，这本身几乎就是一种惯式，中国如此，其他各国也大体类似。 中国当然有自身的发展“模式”，否则不可能延绵几千年“基本不变”；放眼历史长河，当今中国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就以GDP的高速增长而言，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包括一些很黑暗的时期，其实都不乏先例，甚至就连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停工停产，GDP的增长也并不低，我们今天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便公开此类数字或就是公开了也不大为人所信而已。至于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很穷，而现在的人则显得很富，则与市场的开放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移以及相应的财富是如何集中到个人手中的具体运作有关。这个话题太大，也超出了我的论述能力，我在这里只是想说明“中国模式”肯定是有的，哪怕就是这三十年的发展，也并未超出某种中国固有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 所谓“模式”(model)，一定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就社会形态的结构而言，没有普遍性就无所谓“模式”，尽管内容上可能千差万别，但我们总能从形式上概括出其基本的“类型”(type)；所以谈到“模式”，一是要放在世界范围里来看其普遍性的一面，二是仅就我们自身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而言，“中国模式”的特定含义其实早就存在于那里。 这一“特定含义”就集中在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上，表现为政治的“纯化”与“泛化”。 任何社会，就其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而言，都是金字塔式的，如孟子在《万章章句（下）》中就详尽描述过周室的爵禄：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然后再在“庶人”中区分“市井之臣”和“草莽之臣”。这是一个有着严格等级秩序的社会结构，不如此则无稳定可言。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色，无非是让这种秩序成为伦理的结构整体，它讲的是“惟仁者宜在高位”，“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③的贵亲（欲其贵也）、贵爱（欲其富也）的人伦结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④我的同事季蒙博士曾多次说过，儒道就是柔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派不上用场的，那时候有用的是兵家、法家，只有当统一帝国形成以后，才需要用儒家“装点”自己的统治秩序。当然，这里的“装点”也并不就是“假装”的意思，所谓“儒表法里”，恰好说明了伦理与政治的交融，它和我们的论题即政治的“纯化”与“泛化”密不可分。 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在这里引入现代性的概念，引入历史有其自身发展方向的观念。 这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才可能重新检讨、审视我们主要是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的西方的历史发展观；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有宗教的或可理解为黑格尔主义的宗教的与哲学的背景，比如“千禧年主义”或“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历史目的论（具体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则更贴近我们自古以来对时事发展变化的“认知模式”，因为我们视历史为生命，循环也只是生命的循环，“以时间言，则上下千古，时代屡有变，而人心之所同然者仍不变。天如此，地如此，人亦如此。”⑤要说“模式”，人心的不变“模式”恐怕才是根本，就以我们这些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在现代性这一总体观念的时代背景下，大约也正分别重复着曾、李、张、康、梁、谭、严、章、杨等人所走过的老路。说是“老路”，其实也是“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当然，要说只有“维新”二字可言也不对。我最近在读美国思想家谢尔登·S·沃林(Sheldon S·Wolin)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POLITICS AND VISION: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觉得作者在讲完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后，笔锋一转，在讲述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前先要认定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一个总体上的转向是非常高明的，这个总体上的转向就是：“组织的时代和政治的纯化”。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