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012-07 一、政党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 古老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封建文化和成熟的封建制度。正是此种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崎岖而独特，由此导致近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并没有遵循现代政治学视角下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而是走上了政党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其特点是政党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全方位的支配地位，左右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以党辅政，党政一体，甚至会以党行政、以党代政。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文明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突破。西方现代政党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国家治理中的政党政治，使得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实质性影响；同时，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进一步影响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进步。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伴生物或催化剂。政党政治的形成是在现代国家体制建构完整、运行健康的前提下首先建立起政党组织，然后参与社会治理，独享或分享国家政治权力并展开党际间的和平和有序的竞争。因此，现代国家的政党是近代以来政治国家不断发展完善的产物，亦可看作是政府与社会健康运行的中介组织。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政党是为了赢得治理国家的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①。但是在中国，政党的产生发展以至政党的性质与此有根本性、结构性的差别，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国一体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国家演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短暂，因此，当一些西方国家完成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建构任务之后，积极寻求对外殖民扩张之时；落后封闭的“天朝上国”极少数有识之士才开始意识到，现代国家形态正在历经结构性的变迁，而中国唯有加入此潮流方能不被世界所淘汰。于是他们积极组织起来奔走呼号，将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党理念引入尘封的中华帝国，力图唤醒沉睡的东方巨龙。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脆弱，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这些在中国政坛上只是昙花一现，无法实现中华民族要求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迫切诉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的社会既然与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同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中国不仅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而且要建立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说明，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是行不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最终撕毁来之不易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表明，任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专制势力和政权都不可能长久。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历史责任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诞生在这么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中国革命的共同目标诉求。其时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立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②。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也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确立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政党是先于现代国家的产生而诞生的，其宗旨主要是模仿西方国家，推翻封建帝制，建立现代政治国家，而不是要在一个现存的国家体制内部争夺或分享国家的治理权。孙中山早期的以党建国思想就是在此理念下建立的政党，其宗旨就是建立与其政党理念相一致的国家。因此这种通过政党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势所必然地成为政党的国家，而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同时，政党的权力往往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这就逐渐促成了中国执政党的全能政党性质③。全能政党往往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倾向，政党的职能并不局限于治理政党事务，而往往将政党事务与国家行政事务直接联系起来，政党直接进入到国家行政决策系统并具体组织国家所有行政资源在全社会的配置。所以，全能政党在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事实上的决策和领导地位。特殊的政党政治发展路径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全能性政党”，而“全能性政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一个组织和领导国人为夺取国家政权和治理权而努力的党，变为一个掌控庞大国家治理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外部受到敌对势力封锁和内部采用计划经济模式建设国家的党，变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对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一方面给经济社会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困境，主要体现在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等等。由于执政方式遭遇的困境，导致执政资源的大量流失，执政党需要不断及时地补充新的合法性资源，对自身的执政方式进行反思；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因为资源流失而严重削弱，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我们党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应当是对“全能性政党”的扬弃。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现从硬权力到软权力的转变，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并实现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以真正提高自身的执政和领导能力。 二、后发现代化背景下威权政治的现实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