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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较之哲学、史学领域气论的理论拓宽，文学领域文气的研究相对滞后。我们从解释的偏见、解释的维度和解释的转向三个角度，参之目前思想史、观念史两种视野在研讨气论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与主要创见，以及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之处，检视了现有文论领域研究的基本景观，提出文气研究中的多条路径并存、解释转向的可能性。
戾也。行于荣卫之中，不见其条理，而自不相失，苟顺以动，何患乎窒？故有文采焜煌而经纬适，文情惊踔而纲维调，若气有或至或不至，小顿求工而失其初度，则削肉留筋，筋之绝理者早已为戾矣。齐梁之失，唯此为甚。① 这一段评语，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齐梁之失”，是船山对齐竟陵王萧子良五言古体《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卫过刘先生墓下作》的评价。我们知道，船山将诗人分为“小家”与“大家”，所谓“小家”是“意不逮辞，气不充体，于事理情志，全无干涉”，所谓“大家”乃是“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以行”(《姜斋诗话》卷二)，故而船山论诗，尤其强调的是气(意)的贯注。正因为船山对于文气的重视，所以能够直指齐梁文学的陋处，所谓“文者气之用，气不昌则更无文”的断语，可谓言简意赅，一语言中。 众所周知，对于齐梁文学的评价，是古代文学史上一个老话题，历代思想家均有评价，尤其是所谓轻绮浮艳的特质，一向是受到讨伐的。对此，生逢其时的刘勰(彦和，约464-522年)，已有颇多不满，如对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的评价，对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定势》)的贬斥，俱是站在正统的儒家人伦道德立场，业已定下了价值判断的基本调子。所不同的是，在彦和的思想中，虽然已经充分意识到气之盛衰左右着一个时代的文风，如评价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时序》)、“慷慨以任气”，评价晋代诗人“力柔于建安”(《明诗》)，但大体是秉承了汉魏以来的宇宙元气理念与人物品评意识，尚无形上层面思考的痕迹。船山论齐梁诗，以气定得失，符合其“以生气为主”(《古诗评选》卷五，萧子范《夜听雁》评语)的一贯理路。值得注意的还在于，船山释文气，以体用立意，别开一路，勾连起文质、文气、文情、文采、文笔等众多范畴，体现了高度的理论驾驭能力，因而具有强大的方法论内蕴和理性说服力，基本上代表了古典时代形上思辨的最高水平。 彦和与船山的解释不仅触及到文学史解释的方法论问题，还关涉到一个文学解释的终极意义问题，也就是知识还原或历史再现与价值意义建构之间的张力问题。历史如烟，文学史上的人物及其思想一旦消逝，后代的理论家身处不同的历史语境，对于文学史的重建，将不可避免地带入个人的解释，因此，在以历史传统、文化现象、知识系统为对象的诠释学传统中，身临其境的言内之意呈现与抉发意蕴的言后之意发掘，以及囿于时空阻隔、古今异音而形成的种种曲解、臆断，促成了经典诠释中的两难处境。对此，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认为： 所有诠释学的目的，都是要征服存在于经典所属的过去文化时代与诠释者本身之间的疏远和距离。藉由克服这距离，使自己与经典的时代合一，注释者才能够使其意义为自己所有：他使陌生成为熟悉，也就是说，他使它属于自己。这正是他透过理解他者而得到他所追求之自我理解的成长。因此，每一诠释学，无论外显地或隐含地，都是经由理解他者而有的自我理解。② 顺着里克尔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彦和与船山围绕文气的探讨，不仅要克服时空的差距，与传统气学的意脉相承，与经典合一，同时要开出自我理解的新意。为人文的世界提供一个终极的、整体的解释，是古典时代思想家的宿命，因而，围绕文气的研讨，并不纯然是为文学提供存在的本原，在根本上看，是重构传统价值信念的一种理论尝试。彦和与船山所处时代，是传统的经典解释系统遭遇异质文化冲击，儒家经义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时代，因而，他们对于文气体用义的发挥，难免带有卫道护教的性质。我们今天研究的兴趣，正是要探究历代文气研究者，如何经由解释文气而完成“自我理解”的，以及文气之精神脉络是如何在阐释者手中与其原生意义体用辉映的。 二、解释的偏见 在展开对中国文学思想史、观念史上文气研究的未来展望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文气研究的成果加以回顾，并在研究史脉络中对其中的见解略作阐明。为了集中讨论的焦点，本文不打算全面列举文气研究论著书目，而是以几代学者的代表作为例，依序加以回顾。 审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论领域中文气的研究，在学科确立、边界划分以及相关的研究路数和方法论原则的选取上，都是值得反思的。第一代研究者为了学科边界的划定，主要是将文气从气学的哲学思想史语境中剥离出来，从而使其理论体系简单、条贯一些。试以郭绍虞先生为例。郭先生1929年的《文气的辨析》一文，是从姚鼐所谓“文之精”的“神、理、气、味”说开的，郭先生认为，其中尤其以文气的界限最易混淆不清，他解决的方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