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普遍主义美学的困境

      布达佩斯学派(Budapest School)是20世纪60年代围绕卢卡奇而形成的一个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主要成员有赫勒(Agnes Heller)、费赫尔(Ferenc Fehér)、马尔库斯(Gyrgy Márkus)、瓦伊达(Mihály Vajda)、拉德洛蒂(Sándor Radnóti)、塔马斯(G.M Tamás)等。作为东欧社会主义的“异端者”，此学派受到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并不认同后者建立于大写历史哲学基础上的激进普遍主义美学范式。通过揭橥建立于卢卡奇的总体性美学基础之上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批判理论及其文化批判的悖论与危机，布达佩斯学派旗帜鲜明地转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立场，这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阐释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一、对卢卡奇的总体性美学范式的批判

      布达佩斯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批判是从对卢卡奇的美学的反思切入的。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哲学与美学方面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个学派思想的奠基人。青年卢卡奇的《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深刻地影响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等著作。本雅明1925年就对《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①，阿多诺也充分认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布达佩斯学派汲取并发展了卢卡奇的哲学美学的精髓，但自20世纪60年代伊始就与之展开了多方面的对话。他们认为，卢卡奇的美学与黑格尔、谢林、克尔凯郭尔等哲学家的美学如出一辙，是一种迷恋于具有宏大叙事、救赎、形而上学等大写历史哲学特征的总体性美学。

      卢卡奇的美学体现出创建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的范式，是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是其构筑新型哲学大厦的重要部分。青年卢卡奇的美学、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就是奠基于其历史哲学之上的。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实际上是其历史哲学的构想，他著名的《小说理论》有意识地透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审视小说的存在形态及其价值，形成了艺术类型的价值等级判断。在费赫尔看来，此书就是主张，史诗时代及其艺术生产比资本主义时代及其小说创作拥有更高的等级，更重要的价值。在古希腊，生活与本质是同一的观念，史诗成为同质的世界的写照，而小说则是现代无家可归之经验的表达，它是总体性遇到问题的时代的史诗。因而，小说不仅就其表现的时代结构和人物而且就其表达模式与整体建构而言，都充满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半艺术”，是“最危险的艺术样式”②。卢卡奇对小说加以敌视，而礼赞不可能再复兴的史诗，认为史诗表达了集体性、有机性，超越了纯粹的个体性，而小说本质上是无形式的、散文的，缺乏固定的规则，在涉及人类实质性的艺术形式中没有一席之地，是费希特所说的一个绝对罪孽时代的形式。费赫尔不认同卢卡奇建基于历史哲学的价值判断，认为小说比史诗具有更大的价值与意义：“正是价值的多元性是这种样式的形式与结构的实质，它表达与激励了这个新时代的伟大胜利：个体的价值选择。同样，这种多元性原则上在人类心灵的刻画中考虑了一种丰富而广泛的标准，这是在史诗的严格的价值等级中不可能获得的。”③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对《唐吉诃德》《情感教育》等小说判断的缺失不在于批评的精确性而是在于他的历史哲学的逻辑结果。

      晚年卢卡奇的美学范式仍然属于历史哲学。赫勒与费赫尔对《审美特性》进行了分析。艺术是人类的记忆，其本质是个体性与物种的统一，这种统一被视为历史的真理，具有解拜物化的功能。赫勒认为，这种功能的可能性从来没有被卢卡奇所质疑：“他果断地做出判断，所有人类非同一性的现实皆具同一性，在人类创造的世界领域中，都是同一个存在的范畴在起作用。这个世界的范畴的同一性确保了所有接受的可能性、完美性与权力平等。”④在审美过程中，特殊性、主观性、时间性都被转变为客观性。时间的主观体验被取消同时也被保存着，这就如波德莱尔所谓的瞬间的永恒性，在历史的“此时此地”中呈现出普遍的有效性，个体经验被提升到物种水平，演变为形式。这种美学事实上属于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一自由的世界也是一个进化的世界。艺术的本质确保了人类在“物种特性”水平上进化的可能性。每一部艺术作品浓缩了人性和人类发展的本质阶段，所以每个人在成功的艺术作品中辨认出自己的本质与历史，艺术就成为人类的记忆，“艺术作品的欣赏也是征服过去、征服人类过去的过程。”⑤对费赫尔而言，虽然《审美特性》发生了转型，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区别崩溃了，但是以拜物化和进化为特征的理性主义模式的历史哲学仍然支配着这部著作。通过对接受者从整体的人向人的整体的提升的理解，卢卡奇展示了一种审美人格的动力学，建立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的范例。宇宙的发展肇始于骚乱，更高级的、更精致的对象化来自于劳动、巫术、前科学、前艺术模仿的混合体中。所以费赫尔总结说：“读者面临着完全进化论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完美地履行马克思表述为普遍原则的神秘任务：种系发育与个体发育的统一。”⑥

      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美学范式的批判主要是从历史哲学方面进行的，这种历史哲学以物种特性为根基，追求审美的解拜物化之功能，以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个体与文化形式，探求新型文化形式和完美生存的可能性，这是总体性美学的建构，是一种诉诸希望的救赎美学的设想。布达佩斯学派还探询了这种美学的神学基础。在赫勒看来，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历史与阶级意识》《理性的毁灭》等著作皆具魔鬼学的特征，因为它们把哲学分割为好的哲学与坏的哲学，从一种合法的人类态度构建大写的历史哲学的神学论与目的论，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能够被理性地提出并可以得到解决，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的行为也将会被所有人理解，这无疑是对绝对真理的诉求。卢卡奇“反对神话与支持理性的斗争是从神话的立场进行建构的”⑦，这是摩尼教的思维方式的显著体现。拉德洛蒂认为，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体现出宗教神学意识，《心灵与形式》试图建立的悲剧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一种悲剧神学。这是充满悖论的，悲剧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对人类心灵最深层的渴求，人渴求自我，渴求着把意义转变为日常现实，因而把上帝排除在外，将之还原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但是“人类成为上帝——他的孤独、选择，他用干枯的脚淌过生命的水域，这些都重新引入了宗教意识的诸多因素。”⑧卡奇与布洛赫一样最终都以直接的悔罪的方式拒绝现存世界，体现出救赎范式的历史哲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