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事实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齐美尔的名字是不能忽略的，如卢卡奇、克拉考尔、本雅明、布莱希特和阿多诺等人就从齐美尔的思想中获益匪浅。①如果说西马英雄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领悟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髓的话，那么，齐美尔刚使他们把这种批判的精神延展到文化领域。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我们可以从文化诊断、现代性碎片和审美救赎的角度对齐美尔与西马的历史关联展开讨论。 一、文化悲剧 在现代性问题史上，文化一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不少学者对文化的现代文化的发展进行了诊断。卢梭对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文明的衰落和个体的沦丧深感绝望，发出让“文化返归”的呐喊；斯宾格勒面对现代生活的诗性缺乏，高呼：西方文明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而齐美尔则描述了比卢梭和斯宾格勒更令人绝望的人类文化受难图。在齐美尔的描述中，随着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碎了，现代人的个体性越来越严重地被社会的群体压力所制约。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膨胀，现代文化出现了深刻的悲剧。 从生命哲学的层面来考察，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文化的实质——生命与形式——二元对抗的分析上。生命和形式在齐美尔那里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式是界限，它需要用左邻右舍来衬托，它通过一个现实的或者相像的中心把一个范围固定下来。内容或过程如同永远涌流着的队伍一样在环顾着这个中心。齐美尔认为，形式具有一定的界限，生命则力图冲破形式的固定界限，现代文化的困境就源于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冲突与对抗。 在《现代文化的矛盾》一文中，齐美尔写道： 一旦生命进程超越纯粹的生物层面，向着精神层面迈进，并由精神层面进入到文化层面，一个内在的矛盾便会出现。整个文化的进化，就是处理这个矛盾的发展、解决和再出现的历史。……生命进程的这些产物的一个独特本质，在于它们从一诞生就具有属于其自我的某种固定形式，而这些形式不断与生命的狂热节奏(它的沉浮，永恒地更新，不断地分化与组合)相分离。……这些形式在产生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完全适合生命的，但随着生命的不断演化，它们会变得僵化，并从生命中脱离出来，与生命相敌对。[1](p.11) 生命总是希望实现它不能达到的某种境界，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然而生命又只能用形式来体现，它不能用超越形式的生命来代替这种形式。生命的单一形式是一种现实的固定形体，是一种断断续续的个别形式。而直接经历过的生命就是成型的统一体，它是对现有单一形式的彻底超越，即在个别瞬间打破当时存在的形式。生命和形式的冲突在文化上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容的一种冲突。我以为，齐美尔实际上是将文化视为一种体系，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可以看做是文化创造力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对立冲突。文化创造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节奏，且永不停止地流变；而文化体系是富有创造性的生命的外在框架，它有自我的界限和适用范围。一种文化体系一旦得到固定、具有自我逻辑性和合法性，就势必会与内在于它的生命产生裂变，如果某种文化形式自成体系，也就意味着该形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性，并且，文化体系越是独立自主，它们与文化创造力之间的对抗性就越强。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不仅相互之间有矛盾对立的关系，而且，这种对立是一种动态性的对立。一方面，一旦精神生命要获得展现，它就会不断地创造出自给自足的，并渴望内在永恒无限的、与特定的精神生命相适应，并作为特定精神生活表达的必然模式而存在的形式。另一方面，生命的流动永不停止。只要精神生命外化为形式，那么生命的内在永恒动力就会与形式固有的自足性产生矛盾，到最后必然会摧毁旧的形式，并渴望新的形式来适应自己。 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对抗体现在齐美尔对现代文化的分析中，则成为其著名的文化悲剧理论：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冲突，即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个体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齐美尔对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深怀忧虑，认为这种压制必定会导致现代个体对文化的普遍不满，以及作为整体的文化的最终衰竭，“文化的不同分支各自为政，互不理睬；作为整体的文化实际上已经难逃巴比伦塔的厄运，因为其最深刻的价值正存在于其各部分的集合之中，而这种价值现在似乎岌岌可危：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演进不可或缺的悖论，它们逻辑上的最终后果将会是文化一直持续发展到灭亡的地步”[2](pp.183-183)。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形成现代文化的独特之处，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悲剧性地陷入无法转换的境地。物质社会的高度理性化造成了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导致了文化的物化，人类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个体从客观文化中接收到的刺激，仅仅只会让他产生无能感和无助感。面对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霸权，现代人的选择能力变得越来越麻木，面对物化世界和工具理性的轰炸，现代人不是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而是变得精神异化和麻木不仁。因此，在现代性的展开中，客观文化的发展以主观文化的牺牲为代价，所谓普遍的文化悲剧其实就是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相互离异，其结果是现代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对此，康诺尔认为，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那种完满的交互性，在早先时期尚有可能出现，而今已渐渐丧失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现代主体性的强化只是一种“困守一隅的敏锐”，表现出的是一种残缺无力，而不是无所拘束的自我认定。[3](p.434) 卡西尔对齐美尔的文化悲剧思想有过深入研究。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他写道：“一方面，文化的进步不断给人类以新的馈赠，另一方面，作为个体却越来越无从享有这些馈赠。这种永远不能被个体拥有的馈赠的价值何在？它并没能使自我得到解脱，反而使自我陷于更加尴尬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极端的、毫无隐晦的文化悲观论的观点。这种理论触及问题的最敏感之处。它揭示出一种心智发展的本性中不可克服的缺陷。心智发展中产生的成果在其数量和规模上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但是，随着这一过程的延伸，这些成果越来越难以为我们所利用。它们不断向纯粹对象性的存在发生转变，难以为自我所理解和掌握。由于文化成果数量上的增长和所占地位的日趋显现，自我受到了压抑。自我在文化中所确证的，不再是自身的力量，而是自身的脆弱和低能。”[4](pp.183-184)不难看出，在卡西尔眼里，齐美尔的文化悲剧主要源于外在文化的过于强大和个体对强大文化的无力承受之间的内在张力。表面上，文化好像对我们作出了“强化”的诺言，但实际上，与这种表面的“强化”相伴而生，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个体自我的最终沦丧，“‘灵魂’与‘世界’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直至发展成为相互对立的程度。最终，人们不可能不使灵魂经受磨难而踏入精神世界，精神的生命蓬勃发展，而灵魂的生命日趋沉沦于自身。因此，‘客观精神’的目标和道路永远不可能与主观生命同一。对于个体的灵魂来说，它所无力克服的一切就像一具将其禁锢得越来越紧永远不可能从中挣脱的枷锁。”[4](p.184)卡西尔认为，“灵魂”与“世界”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日趋紧张，并最终发展成为相互对立的敌对双方，而此时，文化的悲剧也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