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

——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宪章,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相互模仿,在中外文艺史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就其互仿效果而言,却存在非对称性态势:图像模仿语言是二者互仿的“顺势”,语言模仿图像则表现为“逆势”。莱辛在其《拉奥孔》中就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将其纳入“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语境中重新探讨,就会有新的发现:二者互仿的非对称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符号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是“虚指”符号;实指的所以是“强势”的,虚指的所以是“弱势”的。因此,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就有可能导致语言对图像的解构和驱逐,或者延宕和遗忘。由是观之,在所谓“文学图像化”的境况中,语言作为强势符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有损自身,图像仅仅充任了工具和载体,“图以载文”,使文学借此得以自我放逐。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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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与绘画的关系是中外文艺理论史上的传统话题。但是,有一种现象至今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和充分阐释,那就是二者相互模仿的艺术效果问题:大凡先有诗而后有画,即模仿诗歌的绘画作品,例如“诗意画”,很多成了绘画史上的精品;反之,先有画而后有诗,即模仿绘画的诗歌作品,例如“题画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则很难和前者在画史上的地位相匹配。①即使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的伟大诗人,他们的题画诗(咏画诗)②也不能和其“纯诗”的艺术成就相提并论;反之,对于他们“诗意”的模仿反倒成就了不少绘画作品。我们不妨将这一现象称之为诗画互仿的“非对称性”态势,其中必定隐含着尚未被我们所认识的审美规律。

      如果我们将视野进一步展开就会发现,这种非对称性态势不仅表现在诗画互仿之间,而且遍及整个文学史和艺术史。无论是先民的神话传说,还是见诸经史子集的经典故事,同时被文学和图像反复模写的例子难以计数,从而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共同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熠熠生辉。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互模仿又是不对称的:大凡以语言文本为模仿对象的图像艺术,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概率非常之高,并有可能成为艺术史上的杰作;相反,那些先有图像、后被改编为语言文本的作品,则很难取得较高文学价值。这一非对称性态势,在汉赋和汉画、宗教教义及其造像、小说戏曲文本与其插图,直至晚清以降的连环画和戏剧影视等作品中,非常普遍而不是个别案例。有资料显示:45%的电影电视是语言作品的改编,其中包括85%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和70%的艾美奖获奖电视片。③这一数据说明,图像艺术对于语言艺术的倚重达到何种程度,以及这种倚重对于提升图像艺术的意义何其重大;相反,如果将原创影视作品进行“文学改写”,诸如近年来盛行的“影视小说”之类,一般而言只能沦为小说世界的等外品。

      事实说明,包括“诗画互仿”在内的整个“语图互仿”(语言作品和图像作品的相互模仿),在艺术效果方面普遍存在非对称性的模仿态势:图像艺术对于语言艺术的模仿是语图互仿的“顺势”;反之,语言艺术对于图像艺术的模仿则是语图互仿的“逆势”。“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④对其展开深入的学理探讨,有益于从根本上阐释文学和图像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拉奥孔之“痛”

      关于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相互模仿问题,最早、最系统和最经典的论述,莫过于莱辛在18世纪60年代关于“拉奥孔”的研究了。因此,我们的讨论不妨由此开始。

      我们知道,“诗画异质”是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要论证的基本命题,正如它的副标题所示——“论画与诗的界限”。也就是说,莱辛的主旨是以“拉奥孔”为典型个案,通过分析这一角色在诗歌和绘画(雕塑)中的不同呈现,阐发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异质性。令人疑惑的是:他为什么还要不惜笔墨,反复考证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伊尼特》和拉奥孔雕像群的创作年代问题呢?这一看似和主题无甚关联的问题,其实只是为了证实他的这样一种假定:史诗是雕像的蓝本,后者是对前者的模仿,而不是相反。⑤但是,近代考古研究发现的碑文已经证明,莱辛当年的假定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维吉尔史诗和雕像群都是在公元前21年之前不久完成的;即使维吉尔史诗可能略早,也不能成为雕像群的蓝本,因为它是在维吉尔死后(公元前19年)才由他的朋友发表的。”⑥既然这样,我们似乎可以推测:莱辛当年不厌其烦地论证并固执地坚持他的假定,抑或和他的“诗画异质”论存在某种逻辑联系?

      细读《拉奥孔》全篇就可以发现,这种联系确实存在:只有假定雕像以史诗为蓝本而不是相反,莱辛的诗画理论才可以得到史实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假定符合语言和图像相互模仿的学理逻辑;否则,莱辛的论辩不仅失去了历史根基,即使其诗画异质理论本身也难自圆其说。换言之,只有将“绘画模仿诗歌”作为二者互仿的“顺势”,莱辛在《拉奥孔》中所阐发的诗画异质论才是可能的、有效的。这就是以往被学界所忽略了的莱辛的“隐情”。

      莱辛的这一“隐情”,集中体现在他对拉奥孔之“痛”的特别关注上。正如他在《拉奥孔》第一章就发出的诘问:“为什么拉奥孔在雕刻里不哀号,而在诗里却哀号?”由此确定了莱辛诗画异质论的逻辑起点。所以,只要将《拉奥孔》的学理逻辑梳理清楚,莱辛的“隐情”之谜便可自然彰显。

      莱辛的诘问主要是针对温克尔曼的观点。温克尔曼认为,古希腊艺术的理想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因此,雕塑家不会将拉奥孔的痛苦表现在他的面容上,所以“他并不像在维吉尔的诗里那样发出惨痛的哀号,张开大口来哀号在这里是在所不许的。他所发出的毋宁是一种节制住的焦急的叹息……身体的苦痛和灵魂的伟大仿佛都经过衡量”。⑦莱辛并不否认温克尔曼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只是不同意他所分析的理由,即把拉奥孔雕像“节制痛苦”看做是希腊精神使然——“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之艺术体现。

      莱辛以古希腊悲剧和史诗为例,对温克尔曼的“节制痛苦”说进行了批判。莱辛认为,“哀号”是身体痛苦的自然表情,出自人的自然本性;希腊人并不以此为耻,只是不让这些弱点妨碍他走向光荣,或者阻碍他尽职尽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希腊人既是超凡的人,又是自然的人、真正的人,绝非提倡苦行禁欲和压抑感情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古希腊悲剧和史诗完全忠实于这一自然,包括维吉尔在内,对拉奥孔遭受巨蛇缠绕而痛苦哀号的描写,都是希腊精神的忠实再现。也就是说,希腊人因苦痛而哀号是和他们的伟大心灵相容的,这并非雕像不肯模仿哀号的理由;拉奥孔雕像之所以没有痛苦哀号的表情,应当另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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