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生之德：审美目的论与道德目的论的思想基础 “向善而在”，是生活与艺术的根本法则，也是人类生活的美好理想。为何要将“向善”作为生活与艺术的出发点？这与自然比德观和美善生活理想有关，“天地之大德，曰生”①；“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②这说明，“生生”与“仁爱”，就是生命本有的伟大德性；人类思想的任务，特别是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发扬它的力量并肯定它的价值。人之为人，有其生理基础，亦有其精神基础。生理意义上的人，能吃能喝能劳动能生育，即为自由健康的人，但是，精神意义上自由健康的人，则不只追求于此，他还需要追求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正是在对人类生活的反思与人类精神法则的制订中，人们形成了审美的思考与道德的思考，政治的思考与经济的思考，宗教的思考与法律的思考，等等。“向善而在”，正是从精神生活与生命目的论出发，为人生确立的生存法则与生存理想；当审美的目的与道德的目的皆归依于此时，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得到了真正美好的彰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最高的学问的根本目的所在，就在于要以知识为基础，通过人生理解去昭明伟大的德性，确认忠诚并爱戴普世民众的意义，故而，追求个人生命存在的至善德性应成为生活的根本目的。有意思的是，东西方古老的思想仿佛约定好了似的，皆将“至善”作为生活的目标。在印度人的《吠陀经》和《奥义书》中，“至善”是生活的伟大目的所在。同样，在希腊人那里，“至善”也是人类生活的实践智慧与生活积极目的。柏拉图指出：“每个灵魂都在追求善，把善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③亚里士多德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④在基督教神学中，哲人也将“至善”视作生活的重要目标。自此以后，“至善”或“美德”，一直被看作是中外思想的重要生命价值追求，惟有“向善而在”，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在论证至善理想时，东西方思想采取了不同的思想路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重视自然的充盈而伟大的生命德性，以自然德性作为人类生命实践的基础，儒家则更加重视人自身的光明德性，以仁爱至善作为生活的目标，追求人际间的伟大和谐。在论证“至善理想”或“向善而在”原则时，中国古典思想家从天地自然的德性理解出发。例如，“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⑤这种比德于天地的思维方式，独重生命美德。在阴阳或乾坤两种力量中，周易解释者看到了至善的生活价值理想，例如，“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⑥正是从天地自然的美丽而伟大德性的理解中，哲人们形成了至善的德性原则，并以此作为生命存在的积极道德价值立法。对此，老聃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有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⑦也就是说，天地之间有充盈伟大的德性，人作为天地之间的生物，其生活目的，就是要发挥人的充盈而伟大的德性。在庄周书中，对此有更加具体的想像：“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⑧也就是说，只有顺天合道，生命才充满伟大的自由与美丽。 儒家对美德伦理实践的价值立法是：“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⑨这种对仁爱的强调，就是对人生美德的赞颂。当然，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在天地德性与人生德性的理解上，也有其统一性。他们看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⑩正是基于此，“向善而在”的价值原则，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得以牢固建立；在建立了向善原则之后，君子或圣人之所为就有了合法依据。所以，周易君子学或儒家君子学，就成了中国文化生活的自由生命理想，“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1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2)从乾坤卦象中，他们发现了“元亨利贞”四大美好德性，“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13)正是从易传解释中，一个有价值的发现是：在周易六十四卦卦辞的解释中，《易传》的作者直接就六十四卦中的五十三卦，给予“君子学”解释，即通过卦象的理解，确认“君子”应如何配合天地自然的德性而行动。在这种充盈的生命德性中，审美目的与道德目的，在生命存在的目的论沉思中获得了高度统一。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就是生命自由价值的谐和。正是通过这些德性原则的发现，在对生生之德的解释中，中国美学或诗学，不仅把“向善而在”看作是人生的原则，而且也把它看作是艺术的基本原理；艺术的真谛，就在于寻求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之统一，审美目的与道德目的之统一。只有追求生命的伟大理想，艺术才能实现它的向善价值。反过来说，如果艺术强调向恶原则，那么，社会就会处于邪恶与非和谐的社会动荡中，生活的意义与目的就不能实现。 希腊人有关“向善而在”原则的思想证明，与中国思想传统有所不同。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证明“向善而在”的合法思想价值：一是从神学信仰意义上论证“向善而在”的必要性。从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来看，希腊人承认神圣命运对人的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日常生活的基本信条。二是从城邦正义意义上论证“向善而在”的必要性。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强调城邦正义是城邦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三是从美德伦理意义上强调“向善而在”的必要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在爱活动的人们看来是比荣誉更大的善，甚至还可以假定它比荣誉更加是政治生活的目的。”(14)也就是说，希腊人对“向善而在”的理解，主要是从宗教、政治和伦理三个方面入手，不同于中国的美德至善信仰，直接从自然天地的“比德”中获得。希腊人至善观的形成，主要是从美德伦理受人尊重这一意义上说的，即坚持美德伦理，你就会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高度尊重。正是这种人格生命尊重需要与生命价值实现需要，人们强调美德信守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意来世的美丽生活或者说灵魂的安宁，并假定灵魂的安宁离不开现世的美德信守与至善追求。为此，在现世生活中坚守美德或至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向善而在”，就是日常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人类生活实践的智慧原则。这个美德理想与至善生活追求，就是艺术的真理，它体现了古老的艺术生活理想，带有强烈的艺术实践意向。也就是说，只要在艺术中歌颂美德与理想就是有价值的；在艺术生活中，艺术家坚守“诗性正义”，是必须的审美法则。艺术无论表现怎样的生活，最终必须坚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正义法则，让代表正义的英雄最终战胜邪恶并获得胜利。艺术家可以表现生命欲望，也可以表达生命理想，不过，在表达生命欲望时，一定要让邪恶者最终失败并让良善者最终获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