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53（2000）04—0001—08 20世纪即将画上结束的句号。回顾百年来现代散文发生、发展所留下的轨迹，不由不使人感到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或隐或显、或弱或强的深重影响。因此，在21世纪到来前集中而系统地回顾并反思一下本世纪散文的“理论建设”问题，我认为对未来散文的健康发展将是很有助益的。 一 按《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新文学不同“时期”的分法，1917—1927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时期，是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其理论建设表现出“平地起家”的开创性、“吸收借鉴”的大胆性和“融于传统”的本土化原则。 其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者及文章，按发表时间的先后缕述如下： 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1]（P63—73 ）他在此文中说：“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在这里，刘半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概念，并试图使它和“文字的散文”（即实用的“文章”）相区别。怎样区别呢？他说：各种科学论文，“系文字而非文学”，不宜“侵略文学之范围”；新闻通讯，如“普通记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政教实业之评论，如“发表意见用文字，推测其安危祸福用文学”；私人之日记信札，“一般均宜用文字”，个别可用文学；至于官署之文牍告令，“什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学”。刘半农“文学散文”的概念，虽然还包括着“小说”及“杂文”在内，所指还嫌驳杂，但它的提出（包括“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的倡导）及其和“文字散文”相区分的主张仍然很有意义；这是现代散文向着“文学”的范畴予以认真提升的第一声呐喊！ 1919年2月，傅斯年发表《怎样做白话文》[1]（P217—227）。 此文虽带有“文学革命”初期倡导写“白话文”的宣传、绍介色彩，但能够使白话散文独立，把它看作是“英文的Essay一流”， 且将其分为“解论、驳论、记述、形状”这样四类（这又很驳杂），认为只要“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白话文即可做好——这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1921年6月，周作人的重要短论《美文》[2]（P3）问世。文章开宗明义即揭明：“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又可以分做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做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用论文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文章的结末，作者号召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周作人在这里所倡导的那种艺术性的“论文”即“美文”，实际上正是“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的，如爱迪生、阑姆、欧文、吉欣等英美作家所写的“随笔”。 1922年3月，胡适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3]的长篇论文。其中第十节在讲到白话文学的成绩时说：“第三，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抽，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这段话很重要！胡适在这里着意地推崇、举荐了周作人的散文，但却有意搁置了他刚刚鼓吹的“美文”的提法，另起“炉灶”，第一次采用了有本土特色的“小品散文”（或径称“小品文”）的概念并论及了它的文体特征——历史证明了胡适过人的“眼力”！正是这个“本土化”的宽泛提法，后来在事实上取得了散文“大一统”的地位。 1923年6月，王统照《纯散文》[2]（P4—5）发表。 他将这种“纯散文”定义为：“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强调散文给人以“审美愉悦”的文学功能，是很正确的。 同年8月，编辑家、作家叶圣陶发表《编者的话》[4]。在文中他以一个“读者”的名义要求散文“作家”道：“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象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象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因为所写的“话语”，正是“你们的心的独特的体相”。这里，要求用自己的独特语言，写出自己的独特个性、独特心灵，要求如此之严苟，当对创作发生深重的影响！ 1924年2月，王统照发表《散文的分类》[2]（P6—14）一文。此文受到美国人亨德《文学概论》的影响，将散文分为五类：历史的散文（叙述的散文）；描写的散文；演说的散文（激动的散文）；教训的散文（说理的散文）；时代的散文（杂文）。这种分类罗列现象，无甚新意，但其对“杂文”的强调，当对后来产生一些作用。 1925年12月，鲁迅译介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5]问世。其中在论到“随笔”时作者写道：“如果是在冬天， 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滑稽，也有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是这一类的文章。”又说：“在Essay 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从那本质上说，是既非记述，也非说明，又不是议论。以报道为主的新闻记事，是应该非人格底地，力避记者这人的个人底主观底的调子的，Essay却正相反， 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而写出来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着，就无聊。作为告白的文学用这体裁是最为便当的。”厨川氏的这些论述本身已很精彩（多用比喻等形象的描绘来达意，完全是东方的思维和智慧），再加上译者鲁迅的名声和影响，以上所引之话便不径而走，风扉于当时文界，使不少人都耳熟能详，在现代散文的“发韧期”起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