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8）06－0027－06 细审近30年来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深化，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即是对以往文艺理论体系逻辑基点的反思和质疑，提出和尝试重构文艺学理论。然而，有两个瓶颈始终限制着它的兑现：一是近年来本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许多问题提出后一直呈悬置状态；另一是流于宏观泛论的层面，难以真正找寻到文艺理论的逻辑基点。诚如2006年《文艺理论研究》上方兢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国文学理论界探讨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然而遗憾的是，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迄今尚没有实质性的成绩，基本停留在空洞的设想上。”[1] 此文有三个提法应特别引起文艺理论学科的重视：一是对来自于苏联的统领我国思想领域几十年、作为我国文学理论原理基础的“大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起点的质疑，二是指出“走老路”的问题——即所找到的逻辑起点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某个结论来定义为文学的本质和忽视“中国特色”，三是强调应“从文学实践中寻找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诚哉斯言。的确，只有当我们不受制于任何一种金科玉律式的教条的束缚，不是从某种先在的理论观念预设和预定事物对象，而是从实际的审美、艺术活动现象本身出发，方可能有真正新的突破和建设。 本文即通过诸多文学艺术实例反思既往“大哲学”理论的困惑与局限，并尝试从中寻找文艺理论的逻辑基点，具体探讨了文化对审美艺术活动的本体意义及文化哲学、文化价值论对文艺理论建构的本体意义。 一 种种复杂的审美艺术现象与20世纪“大哲学”文艺理论的困惑 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它的生命力无疑在于解释对象事物时的合理性和信服力。某种理论可以只有某方面的解释功能或局部合理性，但如果作为普遍的释义原理而又陷入解释的困窘时，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反思20世纪美学、文艺理论的问题，一个最大的困惑和尴尬，显然在于以唯实践（劳动）论、经济基础决定论来解释种种复杂的审美和艺术现象，特别是由此出发把文艺的起源同文艺创造混为一谈的本质论、动因论。 例如众所周知的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劳动实践”说，自50年代到80年代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和各种专著全部都持此说，之后亦有不少著述仍沿袭了很长时间。正是因为用劳动实践解释不了不同文艺种类的起源密码，例如一些与劳动生活无甚关涉的神话、歌谣、传说、绘画、雕塑、舞蹈、装饰等等，在思想解放的春风下理论界才重释了文艺起源问题，补充了人类生存多方面动因及审美意识自觉等因素的作用。这已是共识，但它却引发我们的再思考：究竟如何认识文学艺术活动的根源性因素，是什么对其构成了本体的、内在的机理作用？ 这里主要想提出的是另一些审美与艺术现象的解释问题。 譬如当代美学家周来祥有一次讲到他的这样一个发现和思考：汉画像石、画像砖上所绘图画保留了非常古老重要的商周时期楚文化的神话传说文化，山东、四川、河南均有，所绘之图是一个高大的神处于中间，两旁携两个小神（当然都是人的形象），并且有题榜曰：一边为伏羲，一边为女娲。这样的艺术形象创造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他寻思这个形象究竟是从哪来的？诸子百家、汉代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后来他发现可能是从《天问》中来，标志着从楚文化到中原文化的接续转化。他认为，一般说希腊神话传说有谱系，其实中国也同样有谱系，只是周代理性文化的强大中断了神话系统，如《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周文化中，其英雄都脱离了神话，而至汉代，因汉高祖刘邦是楚人而可能把楚文化带过来了，于是汉代艺术中神话题材特别多。① 显然，面对这样的艺术现象，如何能以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解释得通呢？ 又比如在戏曲方面近年掀起的“昆曲《牡丹亭》热”。本来，从20世纪伊始的反封建反传统已对传统戏曲构成了一次大的冲击，“文革”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舞台的横扫构成了又一次冲击，而在当今高科技电子影像审美泛化的强势下，戏曲的危机早已频频告急，甚至有人极端地认为戏曲已死。然而，事实上呢？戏曲不仅没死，反而生机焕发，吸引了大批观众，像昆曲《千里送京娘》、《琵琶记》等，尤其产生于明代的《牡丹亭》，重新排演后进大学校园演出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此可谓真正的一个文化事件，但它反映的并不是今天现实的生活实践，那么，这又如何能以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解释得通呢？ 再以处于同样社会现实实践或经济基础条件下的文学创作来说。例如90年代文学，有新都市小说、新状态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私人化小说、女性身体写作、青春痛感小说等等，其不同的题材、体裁、审美追求，其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美学征象和艺术风格，也是很难简单以实践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解释得通的。 所有这些艺术现象，显然都无法用过去“大哲学”模式化的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它们本身所展示、所表现的东西，以及艺术家的创造冲动、目的、心理机制，都未必一定直接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现实实际生活的反映相联系，相反，倒更多是来自某种历史积淀或文化原型等等的心理、意识、情思之类精神文化，来自它们与时应和所激发出的想象、幻想、虚拟、象征。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对这种种复杂的审美艺术现象，却基本囿于单一的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与反映论的解释模式，认为一切美与艺术的创造都来源于一定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是作为其反映产物而存在的，以致与所释现象本身显得颇相隔膜。诸如下列理论界说，是当时普遍的解释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