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9)03-0168-05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对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即集中于对怎样的课程是好课程，怎样设计、编排好课程，怎样制定和编写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科书等技术问题的探讨，而对到底“谁”的知识是“法定的”和“值得传授”等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对课程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权力之间关系的探讨很少触及，这种把学校当作工厂，把学生当作产品的工厂模式，抹杀了课程的社会本质，忽视了对课程价值属性的审视。课程社会学的研究打破了这一局面，它并不停留于对课程内容选择或课程编制作技术上的考究，而是侧重去挖掘课程与权力、课程与政治、课程与社会控制的内在关联和深层根源。纵向上看，课程社会学的研究取向经历了一个从控制到抵制再到博弈的流变，即早期的课程社会学集中于研究国家是如何实现对课程的控制并通过对课程的控制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的，“控制”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旋律，而这之后的研究似乎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社会力量是如何对国家的控制进行抵制的，而近期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控制与社会的抵制之间展开的课程博弈。 一、“控制”——早期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旋律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课程的形成与其说是根据对学生、社会及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技术过程，不如说是根据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而对知识进行价值判断与类型划定的社会过程。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课程领域展开了广泛的“概念重建运动”，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化课程开发范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形成了以麦克·扬(Young)、布迪厄(P.Bourdieu)、伯恩斯坦(B.Bernstein)为代表的新教育社会学流派和以阿普尔(M.W.Apple)、吉鲁(Giroux.H)、鲍尔斯(S.Bowles)、金蒂斯(H.Ginti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流派。其代表著作包括麦克·F·D·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官方知识》、《教师与文本》、《民主的学校》、《文化的政治学与教育》、《权力、意义与认同》、《教育的“适当”方式：市场、标准、上帝与不平等》，伯恩斯坦的《阶级、符码和控制：朝向教育传播理论》（第三卷）、《论教育知识的分类与构架》，鲍尔斯、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布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合著的《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吉鲁的《新教育社会的再生和抵制理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意识形态、文化与学校教育与课程》，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等。 这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研究有麦克·扬的知识与控制理论、布迪厄等的再生产理论、伯恩斯坦的语言代码理论(language code)、阿普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这些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倾向于将课程理解为一个充满了权力斗争的场域，由此揭开了课程这个黑箱，把课程中内嵌的权力关系暴露在世人面前。 可见，早期的课程社会学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打破了课程知识完全“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神话，指出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内容的编制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操作与实践的过程，学校课程设置的目的也并不仅仅在于促进儿童个体本身的发展，它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统治传播与渗透的媒介，是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载体，是谋求政治合法化的工具等，由此，课程与权力、课程与意识形态、课程与政治、课程与社会分层、课程与社会控制等成为课程社会学探讨的焦点，揭示课程的社会控制功能成为此时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旋律。 二、“抵制”——对“控制”的矫枉与过正 应该说，早期新教育社会学流派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流派的许多著作和观点，如扬的《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以及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等系列著作，几乎都集中地揭示和批判了国家对课程的控制，这对我们全面而深刻地审视课程，尤其重新反思课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等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种“控制”的研究取向其实已经走向了极端，即此时的研究在批判课程完全“客观中立”和“价值无涉”的基础上确实非常深刻而精辟地集中揭示了课程的价值倾向和社会属性，但将教育完全看作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将课程完全看作是国家单向介入和控制的结果，这实质上走向了极端，它忽视了课程形成和实施中的多元介入，忽视了社会控制背后的斗争和反抗，忽视了社会各种力量追求和行使课程权利的努力，也忽视了目前世界各国在不断追求民主和平等的整体趋势下完全让课程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所面临的风险。换而言之，支配集团借助于课程来实现社会控制，但权力、支配集团、意识形态对课程的介入和控制，是否就意味着被支配集团会完全屈从于被支配的命运而不作任何斗争和抵制呢？课程，作为官方知识的载体，非官方知识或者地方知识是否就完全失去了进入课程的可能，或者它们会主动放弃这种机会和可能？显然不是，“课程……是互相竞争的种种力量之社会产物(Apple，1982)”[1]。和国家一样，其他社会力量也力图使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在课程中得到平等表达。在这种情形下，各方力量，基于不同的考虑，站在不同的立场，都力图在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焦点开始从前期关注国家对课程的控制转向其他社会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