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付轶男(197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教育实践中重要的社会化教育形式。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公民教育的产生与道德教育的转型,它们之间通过功能转换与合作形成了一种与现代化进程一致的动态关系,并因现代化路径与文化传统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型与东亚型。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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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9)06-0025-06

      近年来,综观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全球实践,一些现象正吸引着我们:在许多西方国家,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公民教育的新高潮开始以来,其道德教育亦相伴左右,蓬勃发展;与此相反,在一些东方国家中,人们在改革传统道德教育的同时,公民教育的发展势头也日趋强劲。在中国,实行公民教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一种认为德育应向公民教育转型的观点颇为流行。①这些现象不由得促使我们在讨论相关教育实践问题前思考一系列前提性的问题: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它们为什么会彼此呼应?公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吗?

      一、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关系的生成

      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目前全球教育活动中的两种重要形式,从性质上判断,两者同属于与智育、美育相区别的社会化教育。②社会化教育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具有两大主要功能: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概括地讲,社会功能可以进行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和提供政治合法性证明;个体功能能够帮助个体完成社会化,实现自我发展。显然,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相同属性使它们在上述功能方面存在某种可能的相关性。如果仅从公民教育中浓烈的政治教育倾向来解释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很轻松,因为道德教育与一定的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从来都是它们的存在状态。但是如此推论必定是表面化和平面化的,因为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范畴,它们的关系会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两者间存在的某种必然联系,就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找寻它们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出的相关性。公民教育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同道德教育的关系是在人类社会开始现代化以来才得以形成并发展的,由此,现代化进程自然成为我们探讨两者关系的历史视角和逻辑起点。

      (一)现代化与公民教育的产生

      公民教育,简而言之就是培养好公民的教育。公民身份是对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成员身份、地位的表达,是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的单位,代表了一组保证及实践权利与义务的制度,甚至还包括群体认同的情感。公民身份的一系列丰富内涵来源于经济、政治、社会的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产生、而且孕育了具有相应品性(即独立、自主、自由、民主、平等、参与)和相应交往方式(即公共领域交往与私人领域交往分化)的行为主体。进而,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全新教育形式,以培养这些“现代人”。因此在上述经济基础、制度保障和生活环境之外,作为公民诞生及再生产的一种非制度条件,公民教育显然是必需的。[1]

      18世纪末,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为公民身份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障,更使现代公民教育具备了真正的有形载体。由于国家层面的积极建构,公民教育目前已经在许多国家形成了完备的教育体系。公民教育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功能:一方面,它通过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解释与反省,培养公民意识与行动能力,帮助公民完成个体的社会化,塑造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即培养一定政治共同体的合格成员,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主体,从而通过公民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来实现个体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它通过培养公民意识来形成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为民主政治提供合法性证明,完成社会动员和整合。公民教育功能的实现渠道主要是通过相对统一的价值观、目标与课程来发挥上述功能,维护现代公共生活。因此可以说,公民教育是现代化所孕育的现代社会化教育形式。

      (二)现代化与道德教育的转型

      道德教育是传统的社会化教育形式,其历史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长,在公民教育出现以前,它不仅赋予个体以生存的社会性,还与政治、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致力于培育时代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前现代化时代社会以封闭的自然经济、权威的君主统治、政教合一及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政治是社会的统合中心,社会秩序的生产依赖于政治的整合。因此,社会化教育除了传递基本的道德规范以外,其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灌输对权威的顺从来直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而这正符合道德教育追求善与义务的特性。于是在权威与服从的斗争中,无论道德在上帝(或是其他神)那里找寻神圣的根据,还是充当准宗教(如儒教)的逻辑杠杆,道德教育都能顺利地与政治、宗教权威相结合,直接充当政治统治的御前侍卫,成为当时几乎惟一的和全能的社会化教育形式。

      当人类社会开始现代化以后,政治的中心地位逐渐为经济活动所替代,“社会秩序的生产无须仅依赖于政治的整合作用,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走向了公共生活”。[2]民族国家出现后,现代民主政治又要求与宗教及一切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相分离。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变化迫使道德教育的功能逐渐转型,即由前现代社会的全方位功能转向更具基础性的个体社会化功能。现代道德教育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变得越来越间接而隐秘,在世界许多地区,直接提供政治合法性这样的政治功能已经成为越来越传统的记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分化和全球化过程中,道德的多元化正在使道德教育与一些共同价值相疏离,变得越来越相对化,甚至成为某种程度的个人私事,以至于道德教育在稳定和整合社会方面的功能遭遇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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