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8）05-0003-17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共和国教育也走过了30年改革发展的风雨历程。如同千禧年来临之际的百年情思一样，这第30个年头，也因其非同寻常，成为人们回顾和前瞻的标志性时刻。中国古代史学向以资治为首要目标，却又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当朝人不写当朝史。这有其深刻的历史智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有拉开距离，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才能在丰富的历史联系中自然呈现。当然，这智慧也伴随着治史者情非得已的苦衷：历史要存真，但在权力、人情和利益的挤压或驱策下，当朝史存真不易，扭曲倒是常有的事。这个传统似乎早已为现代中国史学所打破。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经历了对于西方教育从部分到整体、从制度形式到思想理论的移植之后，为了追求教育和学术独立，也为了给迫在眉睫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把脉、定向，晚清以来的现代（或近代）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兴奋中心之一。作为延续和发展这一趋势的产物，现代史还成了大学、科研院所的重要学科或研究领域，与古代史分庭抗礼。可是，1949年后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厚今薄古”成了史学研究的政治原则，但与现代史毋庸置疑的“显学”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史研究的学术声誉却颇为不佳，以至形成了这样的学科形象：“现代史？没什么学问！”一些颇有学养的学者，宁可远离“显学”、在遥远的古代王国皓首穷经。个中缘由，当不难理解。在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情况下，党史化的史学被确立为标准的书写格式，基本结论早在研究之前已确定无疑，“资治”也变成了“同治”，存真既多余又危险万端，史还谈什么“学”（学以存真）和“术”（术以致用，不外资治、育人两端）呢？ 是改革开放，使现代史① 逐步恢复了它明真、存真的学术尊严。以改革开放之所赐，言改革开放时期教育之真，是当代中国学者应该承担也可能履行的责任。言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在习惯于说假话的时代，言真首先要有勇气；当说真话已渐渐成为人们的习惯之时，说自己的话、言他人之所未言，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开放社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学（学术）、政（政治）、俗（大众）三大话语系统既相对独立、各言其所欲言，又彼此关注、相互回应，结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三者的分化和呼应关系，呈现的是特定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结构性状态，可能成为理解、解释和评价30年中国教育实质性变化的重要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进行动态历史考察，比起描述教育的数量和质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可能提供某些独特的历史经验。限于时间、能力和篇幅，这里不打算面面俱到，而将以学术话语的变化为主线，在其与政治和大众话语的适当关联中，呈现30年中国教育的结构性进展和问题。 一、1980年代：反政治化的政治化 中国是带着历史的重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讨论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教育，不能回避的是“文化大革命”，因为后者是前者的历史前提。“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起点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教育学经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已渐渐沦为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汇编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手册”。不仅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所笼罩，求真之学也为以方针政策为标的的致用之术所覆盖。“文化大革命”则在宣告“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学校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主战场”的同时，把心理学宣布为“伪科学”（因为它不研究人的心理的阶级性），把教育系列入资产阶级黑线，把一度主导中国教育学话语的凯洛夫教育学定性为“修正主义”学说，大学停止招收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个别幸存的教育教研室也时断时续、名存实亡。教育研究事实上中止了。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首先代表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意味着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谱系来说，它代表了从“政治／道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向“经济（或生产力）／科学”的唯物论世俗化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教育首先来自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指出：既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又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1]；“发展经济，必须发展教育。搞‘四化’离不开科学技术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其他各方面人才，而培养人才，就要靠教育”[2]。教育科研又来自于国家进行教育规划和建设的需要：“造就千百万适应四化需要的又红又专的人才，教育科学必须先行……我们要加紧努力，在广泛调查、实验，认真总结老解放区的、特别是解放后的丰富教育经验，批判继承孔子以来的教育遗产，吸收对我国有益的外国教育先进经验基础上，逐步掌握教育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来。”[1] 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话语中，教育科研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是在它与国家目标和国家规划的直接关联中得到确认的。由于“发展生产力”成了最大的政治，所以这种确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和教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思维逻辑，它只是从为一种政治（阶级斗争）服务转变到为另一种政治（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工具主义的教育发展和教育科研观，因此成为1980年代教育的主导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