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09)01-0122-005 一、进入的背景以及半途而废的尝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对于中国棉纺织市场的进入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890年后日产棉纱、棉布的输入，第二个阶段是自1902年起的在华设立棉纺织工厂。尽管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根据条约第六条第四款的规定，日本臣民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制造工厂。但是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日本并没有立即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而是把重心放到了解救本土棉纺织业危机的日纱对华输出上，反倒是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英美各国率先在中国设立了最早的外商棉纺织企业。雷麦根据日本方面最早资料的研究认为，“1897年以前，日本在华的投资，实际上等于一无所有”，工业方面，仅有1家合资的轧花厂。②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政府的免除棉花进口税、棉纱出口税的关税优惠政策下，在日本本土建设棉纺织企业，并将棉纱出口中国尚十分有利可图。对于日本的纺织企业来说，在中国直接设厂究竟较之于在日本本土设厂是否能获更多利益，并没有把握。以此，从1895年到1903年，日本本土的棉纺织企业发展很快，纺锭数由58万锭增加到了138万锭，棉纱产量也由原来的36万捆增加到了80万捆，并开始具备向外扩张投资的冲动。③在这样的背景下，首次的设厂尝试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日本企业要在中国直接设厂，就要有人带头来证明在中国直接设厂是有利可图，甚至是有大利可图的。这一最初的尝试出现在1895年间。④1895年9月，三井家族在让锺渊纺织、三井物产派员到上海视察后，根据工业部的提案，确定了从资本金100万日元中拨出25万日元作为投资的方针。10月发起成立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总股本中一半股权给予锺渊纺织股东认购优先权，另一半大部分归三井家族所有，剩余股权则招募普通股东。12月，召开创立大会，选出的董事全都是与三井相关的人员。公司很快在上海英租界内购入工厂用地，并向英国订购2万枚纱锭的纺织机，向芝浦制作所订购电灯机械等。但是，很快在翌年，即1896年3月，三井即转变了在上海的设厂方针，改为在神户锺渊纺织的兵库工厂旁边建造新的工厂。1899年9月，锺渊纺织以对等条件合并了原拟设立的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在三井设厂尝试的同时，1895年7月，纺织联合会也设想在上海建立一个5万纱锭的工厂，并委托大阪纺织的山边丈夫、平野纺织的金泽仁作，于同年10月到上海视察。作为这一视察的结果，同年11月，以300万日元的注册资本，发起成立东华纺织株式会社。1896年2月召开了成立大会，并选举了以大阪纺织社长松本重太郎为社长，有大阪、摄津、平野、浪华、泉州、金巾制织、内外棉、日本棉花等纺织会社上层领导组成的董事会。订购了20546枚纱锭的纺织机，在上海美租界购入土地进行建厂准备，同时还计划派遣中国工人到大阪纺织、平野纺织学习等等。但与前述三井的尝试一样，1897年2月，筹备中的纺织会社宣告解散，30万日元的实缴资本也大部分宣告损耗。⑤ 尽管由于能够看到的资料有限，有关这两次半途而废的最初尝试还有不少的细节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棉纺织商人对于在中国直接开设棉纺织企业还是比较犹豫的，其中的核心问题也许正是他们还没有把握弄明白在中国开设纱厂是否就一定顺利，就一定能比在日本更赚钱；第二，在当时的中国，购置土地、建设新厂的进入路径，无论是在建设费用、投资成本以及经营运行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难度。日商企业要进入中国还要等待更佳的时机，凭借更有效的途径。到了1902年，这一时机终于让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遇上并成功地付诸了实践。 二、上海纺织株式会社进入的路径与特点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最初的进入中国，采用的是收购现有棉纺织企业，以及利用华商、华资资源为主要手段的路径和方式。在进入的时间表上和程序上，经历了1902年、1905年和1908年的收购、租办、合并三部曲。 1895年，有一家华商纱厂——裕晋纱厂开办于上海杨树浦路，时有纱锭15000枚。⑥1897年，因为资金发生困难，工厂为英商等资本所收购，改组后称协隆纱厂有限公司(Yah Loong Cotton Spinning Co.,Ltd.)，注册于香港，并于1897年10月30日正式开工，纱锭增至20392枚，资本号称白银75万两。1901年时，公司所投资的厂房以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已经达到白银73.6万两，但实收资本仅为571600两。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用以支付工厂的开办费，以及提供充分的流动资金，公司不得不向银行透支大量款项以维持生产，并且支付高达8～9厘的利息。1900年末，公司向银行的透支额已经高达438913两，企业不仅未能盈利，而且账面损益达124406两。1901年12月4日，公司因为无力偿还华俄道胜银行一笔约白银38万两的到期透支款，被迫将工厂的地皮、建筑物，以及机器、厂房进行拍卖，以归还银行欠款。此次拍卖共拍得白银415756两，其中2035担印度棉花拍得35612两，44吨煤拍得144两，而在与日本方面关系密切的周熊甫以及道胜银行买办袁士庄等人的支持下，其占地44亩余的一座纱厂，包括20392枚纱锭以及预备机件、仓库等，以白银38万两的价格被棉商兴泰号购得接办，1902年4月改名为兴泰纱厂。⑦但好景不长，兴泰号很快也由于资金问题而陷入银行的债务之中。1902年夏，因无力偿付道胜银行欠款本息，兴泰纱厂被迫接受银行监督。是时，始终关注此事的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山本条太郎详细调查了该厂的情况，并且由此得出了两条结论：一是该纱厂实际上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在协隆公司经营的四年时间中，工厂先后向银行支付的借款利息就达白银10.8万两；二是工厂面临的真正困难实际上只是流动资金短缺。只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合适的价格收购此厂并迅速开工生产，一定要比从头开始建设一个新厂更为有利可图。于是，山本条太郎纠集当时上海的棉布商号公信、吴仲记、大丰等共同出资白银30万两收买了占地44亩、拥有纱锭25480枚的兴泰纱厂。同时对纱厂所欠道胜银行的22.5万两借款，分五年归还。同年12月，以“上海纺织会社”(Shanghai Cotton Spinning Co.,Ltd.)之名在香港登记注册，注册资本白银50万两，实收35万两。董事会成员除了山本条太郎之外，还有盈丰号老板印锡章、吴仲记掌柜吴麟书等中外商人。山本条太郎的这一收购行为，似乎事先并没有完全请示日本本土的三井物产高层，因此被认为是一种“独断”的行为。在据说是经过长达数月的说服、解释工作之后，三井日本总社在1903年3月才认可了山本条太郎的这一收购行为。但是三井只能出资收购纱厂资本的1/10，即1千股，计白银3.5万两。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