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4-0083-13 本研究以“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似性”而非“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选择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学派——江户时代石门心学与宋代浙东学派进行分析考察。主要基于两者都处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近世”（pre-modern）阶段，均蕴积着社会经济形态转化的重要因素，突出地表现为商品经济观的变迁。传统社会以产品经济为主，而近代社会商品经济成为主导形态，市场逐步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从“近世”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中，商品经济是一个关键性要素；而如何认识与对待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成为商品经济观的核心。中日两国近世的商品经济观，对后世直至今天都有着很大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步入近代化历程及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由于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有关，因此比较研究宋人的学说很有意义。 在中国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宋代的思想流派中，以叶适（1150-1223）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作为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与朱熹、陆九渊之学鼎足而三，其商品经济观颇具新的时代特色，并对后世影响较大。从宋人陈亮、叶适直到清初黄宗羲等人，勾勒出了浙东学派的演进轨迹。比较中日商品经济观，宋代无疑相当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开拓东亚经济思想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还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为何可以将中日两个间隔数百年的学派进行比较研究？这首先必须考察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理关联。笔者曾在《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略论——东亚现代化基础研究之一》、《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等论文中作过阐述②，参考了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并结合笔者对宋代社会经济的研究③，提出江户时代与宋代在两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若干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这与日本不同，划分历史阶段无疑不能只依据具体的“时间”。宋代被国际学界公认是中国的“商业革命”和“文化高峰”时期，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如贵族的衰微、庶民的抬头、新文化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内藤先生甚至将这些与江户末期进行比较，明确指出两者“有类似的情形”[1]（P52）。江户时代同样是日本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同样发生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关于江户时代是日本的“近世”，应属学者的共识，包括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抵无歧义。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具有“近世”特征，主要是：两者均系结束中世分裂战乱后武人建立的集权政体；两者的统一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各类危机四伏，迫使政府多次变法改革；两者都在政治集权的同时采取经济、文化上较为宽松的政策，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创新变革；两者的社会结构都呈现出若干转型时期的相似性，主要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职业的等级身份制也逐渐变化；两者都是思想文化的高潮时期，宋君主张“重文兴运”与幕府提倡“文治主义”很相近，文化的世俗化、庶民化时代特征都较明显；两国的经济思想均呈现出一定的学理谱系，并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必须看到两国也存在若干差别，如皇帝的易姓改朝与万世一系不同，身份制变化与等级制稳固相左，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性与幕藩体制的独立性有别，士大夫与武士在“四民”中名同实异等等。另外，日本近世接受宋学的过程本身就是扬弃汲取多种学术思想交融整合的过程。石田梅岩虽受宋学影响却又有许多不同，石门心学是日本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④。 为什么说商品经济是近代化转型的关键？其实，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很值得推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起源及其发展的本质，成为经典。笔者视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社会转型的关键，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个人长期的学术研究与思考——商品经济观不仅按到了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进程的枢机。 主要依据是：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打破了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结构基础。 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了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指令或习俗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促进了财产权利、法制观念的变迁，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创新。 第五，市场促进分工，而分工拓展市场，商业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人身依附或固着地域关系的松解；从业者身份地位的改变，不仅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而且改变着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行业规范与职业伦理以及从业者的自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