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于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中。他一生著述经天，志之永世，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引领了中国一个时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以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治学品德，给经济学人树立了做人治学的榜样。 孙冶方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的一套经济学思想已被人们所抛弃，马克思经济学连同改革开放中引进的西方经济学也正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为人们所重新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中国国情，兼容世界人类文化，为创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开拓了极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今天我们纪念孙冶方诞辰100周年，不是要重复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思想和观点，而是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孙冶方经济思想和观点对我们当今社会转型所起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反思孙冶方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在那个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严重窒息了经济学的发展。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21年即他13岁的那年秋天才进入无锡县立的小学读书，但很早就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11月，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孙冶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有60多人，其中有张闻天、乌兰夫，还有王明等。在那里经过两年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于1927年夏毕业，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7年11月，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大，孙冶方也随之返回中大继续担任讲课翻译。从那以后，孙冶方的一生就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浩瀚学海之中。 孙冶方在上世纪30-40年代，深入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就中国社会性质曾写过许多富有卓见的文章，比如：《上海纺织厂中的包身制工人》。①但他最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文章，大都出自50年代中期以后。1956年11月，他联系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深感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②等文章，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从总产值谈起》③，批判总产值指标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标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1959年7月，他在《论价值》④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从1960年底开始，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理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七年！孙冶方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在脑海中过了八十五遍，坚持每月一次。1972年3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⑤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政治骗子的谬论。孙冶方每每忆起这段生活时，都说：我要感谢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救了我的命，我的观点是我的精神支柱！他对接他出狱的军宣队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从这以后，孙冶方几乎是拼命，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深入清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影响。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孙冶方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22日下午5时，这位拼搏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带着铮铮铁骨，离开了我们，时年75岁。 从1978年底开始，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学习，我对他的数百万字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反复思考和研究，把他的经济学思想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这得到了孙冶方的完全认可，⑥他说：你可以在这个题目下帮我整理材料，但不能越过这条线，否则，就不是孙冶方了。我认为，在这个大题目中最有实践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成分是价值规律内因论。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是搞经济工作的秘密。人类靠劳动生存，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经济学就是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研究如何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孙冶方冒着政治风险，澄清学界对恩格斯价值理论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误解、曲解以至诋毁，用“最小最大”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批评在“政治挂帅”下高消耗、低效益的顽症；用“最小最大”判断真假社会主义公有制，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经济体制；用“最小最大”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因而使这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常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出了新的理论光彩。 经济学界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 孙冶方公开声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出自恩格斯。但他对批判者调侃式地说：可以引以为自己安慰的，那就是（我的价值理论在）逻辑上的一贯性和系统性。如果你们能击破我的要害——价值论，那么整个体系也就摧枯拉朽了。⑦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一再强调，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就这一点来说，它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共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而在未来社会中（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却可以通过统计、会计具体地捉摸到。因而在量的意义上，价值就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孙冶方还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实现，是以商品或产品的供求平衡为前提。价值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但是，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却始终是不平衡的。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中包含着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但如果它的产量供应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那么一部分社会劳动还是会浪费掉的。因此，效用通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形成来最终影响价值的变化，离开了一定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就无从谈论“必要”还是“不必要”。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条件下，有些过去看来是废物的产品，可能变成有用物，新效用的发现会使原来没用的物品变得有用了，把它引入生产过程就会降低产品成本，减少生产费用。社会主义建设效益差、浪费大，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价值观念，不对生产费用和效用进行比较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