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8)04-0039-05 货币形态经历了由商品货币到非商品货币、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发展过程，即先是由一般商品作为货币（实物货币），然后出现金属货币（金属铸币），最后出现纸币（信用货币）。当然，这样的演变发展过程并不是直线的和绝对的，就总体趋势而言，货币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发展规律是不可逆转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古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 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是否正确，是否健全，是否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对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进程十分重要。正确的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健全的货币制度，会促进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反之，则会起阻碍作用。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有时卓有成效，有时成败参半，有时则完全失败。对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进行回顾，评议其得失利弊，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古代货币理论评议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很早就对货币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进而形成了独特的货币理论。《国语·周语》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将铸大钱”，废除小钱，大臣单旗（单穆公）表示反对，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1]卷1，周语单旗的这一货币理论，被称为“子母相权论”。他主张国家既铸造重钱（大钱），也铸造轻钱（小钱），重钱和轻钱同时流通，相辅相成，这样能够适应大宗商品交换和小额商品交换的不同需要。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大多数王朝推行多元货币制度的理论依据。汉代推行黄金和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唐代推行“钱帛兼行”（即铜钱和绢帛并行）的货币制度，这些都是推行多元法币体系的例证。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出现并开始流通又形成了“钱（铜钱）楮（纸币）母子论”、“钱楮实虚论”等货币理论，成为了宋元明清诸王朝推行纸币（钞币）、铜钱和白银并行的货币制度的理论基础。“子母相权论”主张国家铸币有轻有重，重钱适应于大宗交易，轻钱适应于小额交易，显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理论也具有明显的认识缺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认识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所具有的排他性特点。“钱楮母子论”、“钱楮实虚论”实际上来源于“子母相权论”，它们具有相同的缺陷。马克思指出：“两个排斥其他一切商品的商品，彼此也是互相排斥的……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2]又说：“价值尺度的职能同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不相容的。”[3]中国古代王朝在“子母相权论”、“钱楮母子论”、“钱楮实虚论”指导下推行多元货币制度的冲突和矛盾，从而也会引发货币流通混乱和经济秩序混乱。货币理论上的这种缺陷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没有得到纠正，成为许多王朝货币制度混乱的理论根源。 《管子》在货币理论方面，形成了相当系统的见解。[4]一是提出了“先王制币说”，认为货币乃是古代帝王为方便商品交换而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共设计制造了“三币”：“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币为下币”。二是提出了“人君铸钱立币说”，或称“货币国定说”，认为货币铸造权属于国家所有，不许私人染指。三是提出了“货币工具说”，认为货币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是“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即国家不但要垄断货币铸造权，而且要运用好手中的“货币工具”。具体做法是以“轻重理论”为指导，通过国家对货币的“敛”与“散”，即通过对货币的“回笼”与“投放”，来调节以粮食价格为主的各类商品价格的高低，以掌握财经大权来控制社会秩序。四是提出了“货币数量说”，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意即流通中的货币如果太少，通货紧缩，物价就会走低；而流通中的货币如果太多，通货膨胀，物价就会走高。因此，国家要随时掌握市场物价的高低情况，通过货币的敛与散来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使物价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浮动。五是提出了“货币通施（通货）说”，认为货币乃“民之通施（通货）”，认识到货币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明确强调国家要掌控货币，不可假于私人。 《管子》的货币理论，尤其是“货币国定说”和“货币工具说”，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是后世历代王朝货币政策的理论经典，得到不断阐发和申论。西汉前期，政治家贾谊反对私人铸币，主张国家垄断铸币权，提出了由国家垄断铸币材料——铜材的政策。他提出了“禁铜七福论”——“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5]卷24,1156与贾谊同时期的贾山也反对私人铸币，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5]卷51,2337同时期的另一政治家晁错也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5]卷24,1131到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坚决主张国家垄断货币铸造权，他说：“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6]卷1，错币“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真并行。”[6]卷，错币“山海之利、广泽之蓄，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6]卷1，复古“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6]卷1，禁耕“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掌守时，以轻重御民。”[6]卷1，力耕“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宜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6]卷1，力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