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区史前时期稻作农业的产生、发展和扩散

作 者:

作者简介:
栾丰实,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地处黄淮下游的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偏早时期是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区。随着与南方地区文化交流的增强,至迟在北辛文化时期稻作已传入海岱地区,然后循着东、西两路由南向北不断地扩散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稻作农业经济。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基点,稻作农业还渡海传播和扩散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地区,并进一步向日本列岛扩散和发展。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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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变迁

      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形成尚不清楚,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距今8000年前后的后李文化。后李文化只发现了10余处遗址,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以北地区,东起潍河流域,西至济南以西的大沙河流域,东西长200多公里。泰沂山系以南地区,前几年在安徽东北隅的宿州小山口和古台寺两处相距不远的遗址下层,发现了与后李文化相似的文化遗存,而其他地区目前尚无线索。

      后李文化之后是距今7000-6100年的北辛文化,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比较丰富。遗址的数量达到100多处,空间分布也基本上遍及大运河和南四湖以东的山东及江苏的淮河故道以北地区。尽管各个地区的文化面貌有所差异,但在总体上呈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

      继北辛文化而起的是大汶口文化,其存续时间为距今6100-46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是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一个大的发展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也由平等社会开始走向分层社会,最终导致了早期国家的诞生。

      距今46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是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海岱地区方国林立,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战争频繁,催化和刺激了社会的迅速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如稻作农业的广为扩散等[1]。

      龙山文化之后是岳石文化,其存续时间大约为距今3900-3400年。岳石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年代也与历史上的夏代和早商大体相当,但其一直保持着较为单纯的东方文化的特色,故可以认为是东方史前文化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

      岳石文化之后,东方大地发生了重大分化,中西部地区开始与中原商周文化融合,东部则又保持了一段时间,主要表现为分布于胶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地区的珍珠门文化。东周以后,最终全部融入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洪流之中。

      二、稻作遗存的考古发现

      稻作遗存包括炭化稻米、红烧土中遗留下来的稻壳及茎叶等印痕、土壤和陶片等遗存中的水稻植硅体以及种植水稻的农田等。下面我们按时代来考察海岱地区稻作遗存的考古发现。

      (一)北辛文化时期

      就目前公布的资料,海岱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北辛文化,江苏东北部的连云港市郊区二涧村遗址,在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2],按该遗址发现的墓葬推断,其时代可以早推到北辛文化中期,即距今6500年前后。

      (二)大汶口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稻作遗存在数量上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不多,目前发现的有以下几处:

      1.王因遗址。兖州王因的发掘和研究中,只是对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T4016采集的6个样本进行了孢粉分析,发现了“可能属于稻”的禾本科植物花粉[3] (P452-453)。

      2.大仲家遗址。位于胶东半岛北部的蓬莱市,通过对该遗址第二层土壤样品的检测,确认了1个水稻的植硅体[4] (P152),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早期。

      3.集西头和段家河遗址。位于沭河上游的莒县盆地,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两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检测出水稻的植硅体[5]。

      4.陵阳河和小朱家村遗址。这两处遗址未发现直接的水稻遗存,但经人骨的食性检测分析,发现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陵阳河人(材料仅是M12的人骨)和小朱家村人(一成年男性人骨),食谱均主要为C3和C4类植物,但在数量结构和比例上则相反,即陵阳河人以稻米为主的C3最多(占66.4%),以小米为主的C4较少(占33.6%);小朱家村人以C4最多(占66.5%),C3较少(占34.9%)[5] [6]。

      5.朝阳遗址。位于江苏新浦和连云港之间,南京博物院和日本宫崎大学农学部联合对该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了分析,检测出水稻的植硅体。据报道,陶片的时代为距今6000-5000年,文化属性不详,若依上述年代分析,应该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7]。

      6.尉迟寺遗址。1990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队多次发掘位于安徽蒙城的这一遗址,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房屋墙壁的草拌泥烧土中,发现有稻壳等印痕,同时对两个探方的系列土样进行了植硅体分析,检测出水稻的植硅体[8]。

      此外,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市西部沿海的文家屯遗址出土的红烧土中,也检测出水稻的植硅体,这一新的发现已被作为稻作农业东传过程中途经辽东半岛的一项证据[9] (P94-106)。对此,我认为有必要加以检讨。发现水稻遗存的文家屯遗址第3层,出土遗物与相距不远的郭家村遗址第4层相近,其文化性质属于小朱山二期文化,而小朱山二期文化在年代上与大汶口文化是平行的。郭家村第4层属于小朱山二期文化的中期或略晚,所以,它的时代与大汶口文化中期至迟与晚期相当,显然早于龙山文化。考虑到文家屯遗址的发掘工作是在六十年以前进行的,并且在经过检测的24个样本中,只有1个样本发现了水稻的植硅体,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一资料。但考虑到在隔海相望的胶东半岛北部大仲家遗址也发现了一个同时期或略早的水稻的植硅体,这一发现不失为辽东半岛南部地区早期稻作遗存的一个重要线索,值得学术界今后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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